最近这段时间，大清国的那些不光彩的东西，在网上被讨论的非常热烈。
很多人对满族这个民族的情绪，也随之异常复杂起来。
怎么说呢，其实，论基因，当代满族，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早就跟努尔哈赤十三副遗甲起兵时代的建州女真，没有丝毫传承关系了。
身边比较常见的，像那些父母很有门路的同学，为了享受专门的高考加分待遇，就会把汉族改成少数民族。
首选的，自然是满族。
毕竟，论姓氏、长相、生活和饮食习惯，普通的满族群众已经没啥鲜明识别特色了，你说是就是呗。
还有更早前，上世纪八十年代，辽宁、吉林，以及河北承德、秦皇岛一带设满族自治县的时候。
从行政管理角度看，民族自治县在税收返还、转移支付和基建文教方面都能享受不少国家层面的优惠政策。因此，当年的地方领导班子申报在“满族族自治县”的议题上，表现的非常积极。
但问题是，成立满族自治县需要达到一定人口比例。于是，就动员地方居民主动选择做——满族。
当地老百姓们，大多也比较乐于改成满族——聚居的少数民族，高考加10分呢；在计划生育的那段岁月中，一对夫妻还被允许生俩孩子。
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的承德丰宁同学就是这样的情况。她回忆说，从学前班开始，班主任统计民族时，就会问——咱们班谁不是满族啊？
然后一个班60多人，举起手来的，不超过10个。
而且，这10个人，还不全是汉族，有蒙古族、回族。如果是汉族的话，也大概率不属于当地土著居民。
因为，正如前面说得那样，早前80年代丰宁设立民族自治县的时候，土著老百姓们大都选择做满族啦！
那么，原本的这些丰宁人，究竟又是什么血统呢。
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应该都是前清时代的“旗民”及其周边人员。
而所谓“旗民”，放在大清国时代，它并非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军事组织的成员。
即，咱们熟悉的八旗。
整个清朝，旗人高于民人，满蒙旗高于汉军旗，满洲旗高于蒙古旗，还有什么上三旗下五旗等等。
其中，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被称为“上三旗”，由皇帝直接统领；其余的被称为“下五旗”。
最开始，八旗确实是按照血统分的，主要由满洲、蒙古和汉军旗组成。地位依次降低。
从入关的时候起，旗人里的汉八旗数量一直就是最多的，远远多于满八旗。
不然的话，光靠努尔哈赤时代传承下来的那些满洲兵，后金/清的武装力量，早就给打没了。
当然，满洲统治者们，也一直在不断的扩充满八旗。
典型的就是，清军入关时，5万的满八旗里面，原先的旧八旗才2万多，其他都是新近编入的。
比如，皇太极曾在辽东击败了朝鲜军队，俘虏了几千朝鲜人。通过各种威逼利诱，清军成功收编了四个朝鲜佐领（营），归入满八旗。
几年后，他们就随着多尔衮，浩浩荡荡的开进了山海关。
几百年后，他们的后裔，大都被识别为了满族。
还有这位看起来五官挺立体的男子，他是19世纪末，皇城城根下的一位满洲旗人。
他们祖先是17世纪雅克萨之战中的沙俄俘虏的后代，以俄罗斯和乌克兰血统的哥萨克人为主。归顺大清后被称作阿尔巴津人，划入镶黄旗满军，编为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
他们的祖先虽然来自俄国，但后来也多被识别为满族。
正如前面说得那样，要论“旗民”，八旗当中，汉军旗的人口具有明显优势。
汉军旗的成员虽然是汉人，但各方面的规矩习俗跟普通汉人很不一样。相对于汉人的身份，他们更认可“旗人”这个标签——因为，这代表着，你属于统治阶层的一员。
比如，入宫选秀女、获得专门特权和政府补贴等等。
像大家在影视剧中经常看到的嘉庆皇帝的生母魏佳氏，即咱们熟悉的“令妃”，她就来自汉军旗。但乾隆皇帝，却并未在意继承人有一半的汉族血统。
嘉庆皇帝即位后，又将去世时是令皇贵妃的生母追封为了孝仪纯皇后。
还有就是，按照旗人的规矩，汉军旗的女子，是严禁缠足的。
乾隆下江南时曾经表达过对江南小脚女子的喜爱（猎奇？）；但当他选秀女时，发现有汉军旗女孩缠足的情况，就会勃然大怒，给予其家族重罚。
毕竟，清朝统治的政治军事基础，就是八旗。坐龙廷的皇帝当然无法容忍，世世代代专门为自家服务的八旗战士的母亲、妻子、姐妹，被裹成残疾人了。
你就看，清朝各种文学作品在写女性时，都要绘声绘色的重点描绘各种“金莲”，但《红楼梦》里面贾家的那些小姐丫鬟们，却大概率都是没有裹脚的。这么洋洋洒洒的一部巨著，唯一被认为属于比较隐晦的关于小脚的描述，大约只有两处，一个是尤二姐，一个是晴雯（穿着睡鞋）。
好了，咱们还是说回汉军旗。
汉军旗的成分，包罗万象。
除了主动归顺的汉族成员，其中也不乏那些抗清战败后的明朝官员。
这个规律大概就是，你抗清意志越坚决，给清军造成的困扰越大，你入旗后的品级就越高。
比如福建人洪承畴。
以绝食来表达誓死不降清的洪承畴，降清后被皇太极编入了镶黄旗汉军。
洪承畴的孙子洪奕沔娶了爱新觉罗皇族成员，辅国公凹山的女儿为正妻；也因此被得到了“抬旗”——从镶黄旗变成了正黄旗。
数百年后，洪承畴的这一支后裔，也被识别成了满族。
而更让很多明粉无法接受的是，大明“国姓爷”，毕生致力于反清复明大业的郑成功的主要直系后裔，在降清之后，居然也成了八旗子弟，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的时候，顺势给归成了满族。
咱们回头看看那段岁月。
1683年，澎湖海战后，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带着台湾明郑的那套领导班子降清。
同年，康熙皇帝下令，把郑成功的灵柩从台湾省迁至他的福建老家安葬，并亲自撰写挽联：
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同时把郑克塽一族叫到了北京城，然后就不让走了。
康熙皇帝封郑克塽为海澄公，并直接将郑氏一族编入了位置很高的正黄旗汉军。并陆续赐了两个佐领，分别给郑克塽和他的弟弟郑克塙。
佐领是八旗制度下的基本组织形式。以佐领为单位，可获得清廷的专项财政补贴，以及粮食、布匹等生活物资。
换言之，可以理解为，一旦被赐“佐领”，国家会负责供养整个家族。
这个佐领职位，大多都是世袭的模式，在家族内部代代传承。
比如，郑克塽去世之后，其佐领就由大儿子郑安福接任；郑克塙的佐领给了他儿子郑安德。
（郑氏佐领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当然，佐领既然是皇帝赏赐，那么同样也能被皇帝给下旨撤掉。
老郑家的这两个佐领一直传到了雍正四年（1726）。根据史料上的只言片语，郑家是由于滥用惩罚条例，犯了错误，被移出了“上三旗”的正黄旗，改编入“下五旗”的正红旗。
之后又被裁撤了一个佐领。剩下的那个则给降为了半个佐领。
到了雍正九年（1731），八旗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决定合并郑氏的半个佐领和刘国轩后裔的佐领。
这位刘国轩，曾是澎湖海战中的明郑主将，跟着郑克塽降清后，被编入正红旗汉军。
还有海报上的这个冯锡范。
他的“忠诚伯”头衔，是冯锡范剃发降清之后康熙皇帝给的，并同时将其家族和从属划入了汉军正白旗。
所以，澎湖海战海报上的这个“东宁忠诚伯”，真的有些让人不知所云。
好了，咱们还是说回大明“国姓爷”后裔在大清做旗人这件事。
刚才讲到，从雍正九年开始，郑家和刘家共享一个佐领。
没多久，刘家后来的家主刘显获罪被免职。再加上没有直系男丁，自刘显之后，这个佐领就到了老郑家那边，并一直传承到了清灭亡。
这个时代的北京郑氏一族，郑成功-郑经-郑克塽的直系后人，几乎已经完全融入了新政权，欣然接受了旗人身份和满洲旗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皇室的旁支成员互相嫁娶，与祖先国姓爷曾经的“抵抗”对象，结成了亲家。
甚至包括开始改用满式名字。比如“德山”、“德敏”、“图敏”、“图山”，用满文修撰家谱等等。
比如，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北京的一位叫做德山的汉军八旗参领和他的堂弟德敏，用满文材料为底本，编修了一份郑氏家谱，专门记载郑芝龙-郑成功这一支留在中国的血脉。
德山、德敏，全都是不折不扣的国姓爷的嫡系子孙，也是根正苗红的八旗子弟。
同年，天津日本领事馆来了一位新领事叫做郑永邦。
郑永邦虽然是日本人，但其家族一直以大明后裔自居，祖上是郑芝龙和日本妻子田川氏的另一个儿子，国姓爷郑成功同父同母的弟弟。日本名字是田川七左卫门。
1645年郑芝龙派人把田川氏接到了福建安平，但其次子七左卫门却被迫留在了日本。
郑永邦就是田川七左卫门的第八世孙。
遗憾的是，大清有专门的法律的规定，除非是皇帝下令，北京城里的旗人不能离开驻地超过四十里活动。
所以，德山和德印两兄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北京满城的正红旗营区度过，甚至可能终其一生都没去过天津，自然也没有见过郑永邦...
说了这么多，咱们最后还是总结一下。
满族其实并没有什么很执着的血统概念，他们的统治主要靠的是八旗军事集团制。
这个八旗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涵盖了很多民族，成分混杂，汉人在其中占了不小的比例。
那些隶属于八旗的旗人，尤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中上层八旗子弟，无论来自哪个民族，为了区别于被统治的“民人”，他们一直在有意无意的逐渐“满化”。
这么世代延续下去，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旗人”往往就跟“满人”划了等号。
到了近现代，在曾经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无论是早前的“旗人”还是血统上的“满人”后裔，都非常忌讳提及自己的身份，在不断的“去满化”。
直到后来少数民族优待政策和各地民族自治县的设立，曾经消沉已久的那个群体和其周边人士，又开始重新拾起了自己的身份，成为了当代的满族。
论血统，他们跟努尔哈赤十三副遗甲起兵时代的建州女真，已经没有丝毫传承关系了。
只能说，谁的身份证上面写的满族，那谁就是满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