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第二个统一王朝，始于公元202年，灭亡于公元8年，统治持续了210年，传承了14位皇帝（其中包括2位少帝和1位废帝）。其中，有11位皇帝建有自己的帝陵，这些帝陵按照修建的时间先后分别是长陵、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杜陵、渭陵、延陵（另有废弃的昌陵）、义陵和康陵。除汉文帝的霸陵、汉宣帝的杜陵外，这两座帝陵由于皇帝是旁支身份而葬在了汉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和杜东原，其他9座帝陵都位于渭河以北的咸阳原，整齐排列，绵延50公里，封土堆高大如山丘，远远望去，十分壮观。
长陵位于现今陕西省咸阳市窑店街道三义村，是汉高祖刘邦与其皇后吕雉的合葬墓。长陵的陵园内有两座封土堆，距离约280米，西侧封土堆底边长160米，宽140米，高度为30米，而东侧封土堆底边长150米，宽130米，高度为32米。根据西汉时期的习惯，皇帝和皇后合葬的陵墓会采用同茔异穴的制度，即两者葬在相邻的陵墓，但墓地大小有所不同。
根据《汉旧仪》史料记载，西汉帝陵的规模极为宏大，陵墓占地约7顷（350亩），封土高达12丈（36米），墓室深达13丈（40米）。在墓道两侧设置了门扉，且有暗箭伏弩防卫。此外，《晋书·索琳传》也记载了西汉帝王即位后就开始修建陵墓，国家的三分之一赋税用于陵墓的修建及陪葬品的准备。因此，西汉的陪葬品异常丰富，甚至有十墓九空之说。
刘邦的长陵虽然没有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但通过历史文献可以推测，作为西汉首座帝陵，长陵地宫中必定有金银玉器、青铜器、车马器等随葬品，且刘邦和吕雉的尸体应当是穿着金缕玉衣，安葬在玉棺中，象征着他们即使身亡依然在地下继续统治。
关于长陵的一些问题也引发了学者的讨论。首先，长陵的两座陵墓分别属于谁？根据西汉的帝陵布局习惯，皇后的墓通常会位于皇帝墓的东侧，且其封土较小。然而，在长陵中，东侧的陵墓竟然比西侧的陵墓高出2至3米，这似乎不符合西汉的传统皇权观念。也许是因为吕后在刘邦去世后，掌握了大汉王朝长达15年的实权，甚至成为无冕的女皇，所以她的墓地修建得更加宏大。与此不同的是，刘邦的长子汉惠帝刘盈的安陵，陵墓则是皇帝的墓在东，皇后的墓在西，这与其他西汉帝陵的规制有所不同。因此，长陵内哪座是刘邦的墓，哪座是吕后的墓，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另一个问题是，长陵是否曾经被盗？这几乎是确定的，且不止一次。最著名的盗掘事件发生在赤眉军入关中时，他们曾挖掘西汉的诸帝陵，盗取了大量宝物。《后汉书》记载，赤眉军不仅掠夺了帝陵中的金银玉器，甚至侮辱了吕后的尸体。长陵两座封土堆的东侧都有明显的塌陷痕迹，推测就是当年赤眉军盗墓所为。更令人疑惑的是，封土堆的位置发生了明显的偏移，这是否是盗墓所致，仍然无法确定。古代盗墓者通常只偷取金器和青铜器，玉器、陶器和木器则往往被忽略或遗弃。可以推测，长陵的地宫中可能仍存有许多未被盗走的文物，只是其数量和价值尚不可知。
关于吕后是否被赤眉军奸尸这一问题，虽然在西汉末年，赤眉军盗掘长陵时，吕后的尸体已经埋葬约200年，但这个问题依然引发了广泛讨论。正常人难以理解为何有人会对一具腐烂的尸体做出不敬的行为，然而，赤眉军中或许确实存在一些心理扭曲之人。如果真有奸尸行为发生，那也只能是极端变态的行为。更可能的是，赤眉军对吕后的尸体进行了其他侮辱行为，如撒尿或吐口水等，这本身已经是对她极大的侮辱。 无论吕后是否真的遭到奸尸，从她的生前行为来看，她无疑是一位极为狠辣的女人。在她执政期间，杀伐决断、手段毒辣，而死后墓地遭掘、尸体遭辱，已是对她极大的侮辱。试想，刘邦与吕后若能知晓她们的陵墓最终成了如此招摇的目标，或许会为当初的豪华葬礼感到后悔。
打完天下的刘邦，一坐上皇位就发现，天下是真打下来了，可地没人种，兵没人训，米没人交。放眼望去，从关中到沛郡，田地是荒的，村庄是空的，连收赋税的官吏都得挨家挨户去找“还活着”的户口。大伙儿折腾了这么多年，地上是人打出来的坑，地里却长不出人来。
刘邦看着这摊烂账没发愁多久，就甩出一纸新规——姑娘十五不嫁就罚钱，谁家女人生了娃，就全家免税两年。
这招可不是“鼓励”，是实打实的“逼”。女人们一听气得牙痒痒，男人们却偷着乐，觉得这政策“妙得很”。一时间，成婚变“任务”，生娃成“政绩”，一个个家庭成了国家人口计划的“执行点”。
别急着骂他冷血，先听我把这出戏从头说一遍——你就明白了：这招到底是狠在哪儿，又准在哪儿。仗打完了，地空了，人也没了——刘邦急得上了催婚罚款这一道药
天下太平不是从打赢开始，是从能种地开始。可当年楚汉鏖战，几乎把中原打了个底儿朝天。
那场仗从关中一路打到山东，光是南阳、沛、薛一带，老百姓不是被征走了打仗，就是逃荒去了，回来一查，原先的五万丁口，连三千人都没凑齐。那时候的中原，就像是一口被刮干了的锅，架在火上，啥也熬不出来。
刘邦登基那会儿，最缺的不是粮食，也不是兵器，是人。兵要人打，赋要人交，田要人种，国家要人撑。可这个“人”，你没法进口，也不能批量生产。必须得生。
那问题来了，生孩子得先结婚。这年头谁还顾得上谈情说爱？男人宁可单着，女人拖到二十都不急着嫁。你不催，没人动；你要催，还得让人动心动利。
所以刘邦干脆不绕弯子，直接下了个狠招：女子到了十五岁还不嫁人，按月征税，每月130钱。一个小农家，一年辛苦耕种也就赚个二百多钱，这一下倒好，晚嫁一个月，就得搭进去半年口粮。
这一来，家家户户都急了。姑娘出嫁不再是“自由恋爱”的事，而是跟家里交税挂钩了。穷人更没选择，真交不起那钱，就得赶紧找婆家。
可你别以为这只是“逼婚”，刘邦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他知道不能光拿鞭子抽，还得给点胡萝卜。于是紧接着又来了第二招：女人一旦生娃，全家免掉两年赋税。
看明白了吗？你不嫁，罚；你生娃，奖。国家财政直接绑在了你家的婚姻状况上。你成家了，国家就宽你一笔；你生孩子了，国家就当你立了功。
别小看这一招，效果来得比你想得还快。政策一出，头一年南阳郡的田赋回收就比上一年涨了百分之十四；再过一年，沛郡、砀郡这些曾被战火扫过的地方，户籍人口直接回升了五个多百分点。
这还不光是数据好看，关键是民心开始稳了。人多了，田有人种了，赋有人交了，兵营有兵了，国家机器才算又轰隆隆地动了起来。女人恨、男人乐——这不是婚姻，这是国家任务
这政策一下来，最先受不了的是女人。
十五岁，才刚懂事，家里就开始张罗着嫁人。不是因为姑娘心急，而是税催得急。一户人家，有俩女儿拖着没嫁，一年光“未嫁税”就能交掉几十斤粮食。这还怎么过日子？嫁出去，哪怕是上门女婿，也比留在家里赔钱强。
这还不算完，一旦生了孩子，国家立马松手，“免两年税”像块大饼一样砸下来。这可是真金白银。原本每年交粮、交布、交丁税的，一下子清空两年，谁家不动心？
所以你看这政策，表面上像是“人口计划”，其实本质是“财政刺激”。婚姻成了朝廷财政工具，孩子成了税收杠杆。
再说男人这边，情况就不一样了。政策没规定“男子不娶就罚”，也没提“无子就征税”，所以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开了天窗的福利。嫁娶的选择多了，男人在婚姻市场上成了“供不应求”的对象。
家境好点的男子，能挑门风好、模样好的；家境差点的，也能娶得上，反正女人那边更急。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婚姻生态就变了：男方挑着找，女方赶着嫁。
女人在这场制度博弈里，是最先被推动的齿轮。而男人，则站在利益一方，心里偷着乐。
但不管百姓心里怎么想，国家的算盘是敲响了。婚姻从私事变成公事，从感情变成制度。谁家户口薄上标着“未嫁”，就是拖国家后腿；谁家多几个孩子，就是“为国争光”。
这事儿，说白了，刘邦不是冲着谁个人来的，他是冲着国家机器去的。他用的是人性最敏感的一块地方——家庭和利益——去撬动整个国家的稳定。接力棒交到吕后手里，政策更狠，系统更全
刘邦去世后，皇位传给了儿子刘盈，史称汉惠帝。但真正说了算的是吕后。这个女人没心软，接过催婚催育这一棒，干脆再加码。
她做了三件事：
第一，把“十五岁不嫁罚钱”升级成“十五岁到三十岁不嫁，每年交六算人头税”。这六算是什么概念？一个人一年吃穿用度的总成本。你不嫁，就得拿全年的命根子去换自由。
第二，户籍里加上“婚育标记”。谁嫁了、谁生了、谁还光棍、谁是无子户，全都登记在册。这个不是村里传话，是官府定期清查。五户一邻，邻长要背责任，谁瞒报，谁担罪。
第三，设置“妇生司”。专人统计生育数据，核算减税额度，做出生育任务分配。到汉武帝的时候，这套系统已经细到按郡、按县、按龄层分配“应育人口”。
这已经不是什么“鼓励”了，这是体制。这种体制下，婚姻不再是你爱不爱，而是你该不该。你不婚不育，不是自由选择，是“国家任务不达标”。
你可能会觉得，这套制度“冷血”，但它真是有效的。到了公元前134年，西汉全国人口恢复到了三千四百万，已经追平了秦朝巅峰。这个成果，不是天掉下来的，是婚育政策一点点压出来的。
那些被逼着嫁的女人，生了一屋孩子的家庭，承担的都是国家从废墟里爬出来的代价。
所以说，刘邦那一纸政令，不是历史小插曲，而是汉朝能不能活下来的关键一搏。
刘邦那套催婚催育的招，狠是狠。但这个“狠”，不是发泄私愤，也不是摆家长威风，是国家机器在断粮时开的“应急通道”。
他知道，要等人口自然恢复，起码得三代人；但国家等不了那么久。刘邦用一纸律令，把婚姻绑上了财政，把生育写进了政令，把国家的命，挂在了百姓的肚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