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春天格外长，关中平原的麦子刚抽穗，青黄不接的日子就像拉不断的线，勒得人喘不过气。我家住在吴家庄最东头，两间土坯房挤着爷爷、奶奶、六岁的妹妹和我。
母亲在 1972 年那场大病后就走了，父亲在县里煤矿当临时工，每月寄回的十块钱，是家里唯一的指望。
可那年春节后，父亲的信和钱都断了。一开始爷爷说：“你爹忙，新矿区说不定信号不好。” 可到了五月，粮缸见了底，妹妹饿得整天抱着空碗哭，爷爷的烟袋锅敲得越来越响，烟灰落满了补丁摞补丁的衣襟。
“秀梅，跟爷走。” 五月十二那天清晨，爷爷揣着空布袋，拉着我的手往村西头走。我知道要去哪，爷爷要带着我们去大伯家。
大伯吴老大是父亲的亲哥，可自从当年爷爷让父亲去当兵、分家时多给了大伯三间房，两家就像隔了道无形的墙，大伯家的院墙甚至故意往我家这边挪了半尺。
大伯家的院门虚掩着，堂屋飘出玉米糊糊的香气。爷爷搓着手，声音发颤：“老大，家里…… 断粮了，借点玉米面，等你弟寄钱回来就还。”
大伯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眼皮都没抬：“爹，不是我说你，老二家俩丫头片子，读啥书？让秀梅回队挣工分不就有粮了？”
我攥着爷爷的衣角，指甲掐进掌心。这时，大娘端着碗从里屋出来，看到我们，碗 “哐当” 放在桌上：“哟，这不是‘吴大熊’吗？
自家养不起丫头，倒来刮我们家的粮？当年你要是让老大去当兵，现在我们家说不定吃商品粮呢！”
“吴大熊” 是爷爷的外号。年轻时爷爷劁猪手艺好，人送外号 “吴大能”，可一次跟公社技术员争执，用老办法劁猪导致猪感染死亡，就被人改口叫 “吴大熊”。这外号像根刺，扎在爷爷心里十几年。
爷爷的脸瞬间涨红，拳头攥得指节发白：“老大媳妇，你说话别带刺！我是你公公！”
“公公咋了？公公就能空着手来要粮？” 大娘跳着脚骂，“你让老二供丫头读书，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在饿肚子，活该！”
大伯终于开口，却对着爷爷：“爹，不是我不借，是家里粮也紧。你让秀梅别读了，跟我家兰兰去挣工分，我就……”
“你闭嘴！” 爷爷猛地打断他，声音抖得像风中的麦子，“我吴老汉就是讨饭，也得让娃读书！”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劝 “都是一家人”，有人窃窃私语 “丫头片子读书没用”。
大娘更得意了，叉着腰喊：“谁觉得她们该读书，谁借粮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人群瞬间安静，风卷着麦糠飘过，落在爷爷花白的头发上，像一层霜。
就在爷爷眼圈发红、我死死拉住爷爷不让他冲动时，人群外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自家老爹侄女都不管，算什么男人？”
所有人都转头看去。一个高个子男人分开人群走进来，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上衣，肩膀宽阔，眼神锐利。他盯着大伯：“你弟在煤矿挣钱养家，你当哥的不帮衬就算了，还在这说风凉话？”
大娘像被踩了尾巴的猫，跳起来指着他骂：“哪来的野小子多管闲事？我们家事用你插嘴？”
陌生军人没理她，又看向大伯：“你也是当过兵的？（后来才知道大伯当年验上兵没去成）就这觉悟？”
大伯被戳到痛处，脸涨成猪肝色，猛地站起来就要推人：“我当不当兵关你屁事！” 男人早有防备，侧身一躲，顺势伸脚一绊，大伯 “哎哟” 一声摔在地上。
他爬起来还要扑，男人伸手一抓，就像拎小鸡似的把他按在墙上：“就你这身手，在部队连队列都站不好。”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大伯挣了半天挣不脱，脸憋得通红。男人松开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做人得有良心，尤其是对自家人。” 说完，他转身拉起爷爷：“大爷，咱走，我家有粮。”
我跟在后面，听见大娘在身后跳脚骂：“有本事你养她们一辈子！” 男人回头笑了笑：“只要她们肯读书上进，我帮衬着又何妨？”
路上我才知道，他叫薛斌，是邻村薛家庄的，当年在新疆当兵，退伍后回村当民兵连长。今天来吴家庄找战友，刚好撞见这场闹剧。
“大爷，您儿子在煤矿？” 薛斌扶着爷爷，“我当年在部队修过煤矿，那边条件苦，但安全措施还行，说不定是新矿区没通邮。”
爷爷叹了口气：“我就怕他出事…… 俩丫头还小。”“
没事，” 薛斌拍着胸脯，“军人的儿子，错不了！再说真有事，矿上早送信了。” 他的话像定心丸，爷爷紧锁的眉头松了些。
走了二十多分钟，到了薛家庄。薛斌家的土坯房虽然也是泥巴墙，但房顶铺着新麦草，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掀开粮仓，里面堆着半仓玉米面：“这是去年的陈粮，有点粗，但顶饿。” 又去地窖抱出红薯和土豆：“这些能放，慢慢吃。”
爷爷看着那袋 “二合面”（玉米面掺白面），眼圈红了：“薛同志，这…… 太多了。”
“不多，” 薛斌笑着给我们装粮，“我一个人吃不完，我爹娘走得早，弟弟在小学当校长，平时就我住这儿。”
他顿了顿，摸了摸我的头：“丫头，别听你大伯的，读书是好事，以后考出去，给你爷爷长脸。”
我背着半袋红薯，爷爷扛着粮食，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粮食的香气混着泥土味，飘了一路。爷爷回头望了望薛家庄的方向，叹着气说：“好人啊，真是好人。”
薛斌的粮食让我们撑过了最难的日子。六月中旬，父亲的信和汇款终于到了。信里说他去了新矿区，离镇上远，前几个月忙得脚不沾地，刚通邮就赶紧寄钱。看到信的那一刻，爷爷把信纸贴在胸口，半天说不出话。
年底父亲回家，听说了借粮的事，气得要去找大伯理论，被爷爷拦住了：“算了，都是一家人，闹僵了不好看。” 但他第二天一早就拉着我去了薛家庄。
父亲和薛斌一见如故，两个当过兵的人凑在一起，聊的全是部队的事。薛斌说他当年在新疆守边防，冬天零下四十度，巡逻时睫毛都冻成冰碴，有次追走私犯，在沙漠里跑了两天两夜，最后靠喝仙人掌汁才活下来。“那时候就想着，守好国门，家里人才有好日子过。” 薛斌喝着酒，眼睛发亮。
父亲也说起煤矿的事：“下井虽然苦，但想着家里俩丫头要读书，就有劲儿。” 薛斌拍着他的肩膀：“二哥你放心，以后家里有啥事，跟我说一声，别跟自家人客气。”
从那以后，薛斌成了我家的常客。他会骑着自行车来送新收的玉米，会帮爷爷修漏雨的屋顶，会给我和妹妹带小人书。1980 年秋天，妹妹突发高烧，小脸烧得通红，迷迷糊糊喊着 “要吃红薯”。爷爷急得团团转，是薛斌背着妹妹，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三里地，送到公社卫生院。
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就危险了。薛斌守在病房外，给妹妹买了水果糖，等妹妹退了烧，他才披着晨露回家。妹妹醒来后，抱着薛斌给的糖，奶声奶气地喊 “薛叔叔”，薛斌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
1981 年我考上县高中，是薛斌骑着他的 “永久” 自行车送我去报到。他帮我铺好床铺，又去供销社买了搪瓷缸和笔记本：“秀梅，在县里好好学，缺钱缺粮就跟我说，别委屈自己。” 临走时他塞给我五块钱：“这是叔叔的一点心意，买点营养品。”
那时候薛斌已经辞了民兵连长，买了辆拖拉机跑运输，日子过得更宽裕了。妹妹上学后，常坐他的拖拉机上下学，每次他都会在车斗里铺层麦草，怕妹妹硌着。妹妹总说：“薛叔叔的拖拉机比大伯家的马车还稳。”
1984 年我考上地区师专，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大专的姑娘。妹妹也争气，1985 年考上省里的财税中专。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爷爷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让我去请薛斌来吃饭。
薛斌来了，手里提着两斤白面和一瓶水果罐头：“丫头们有出息，叔高兴！”
我和妹妹给薛斌敬了杯糖水（那时候没啤酒）：“薛叔叔，谢谢您。” 他摆摆手：“谢啥，你们好好读书，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毕业后我回镇里中学当老师，妹妹在县地税上班。我们总想接薛斌去镇上住一段时间，他笑着说：“我在村里住惯了，院子里的菜还等着我浇水呢。” 但他总会骑着三轮车来镇上，给我们送自己种的蔬菜，每次都要等我们下班，拉着我们说说话才走。
1992 年腊月，薛斌的儿子要结婚了。他专门来学校给我送请柬，脸上的皱纹都带着笑意：“秀梅，到时候一定来喝喜酒。”
可就在结婚前三天，噩耗传来，他儿子骑摩托车去县城买东西，为了躲一个突然窜出来的小孩，连人带车栽进了河里，撞到石头去世了。
我和妹妹赶去薛家庄时，薛斌蹲在院子里，背驼得像座山。曾经挺直的脊梁，仿佛一夜之间被抽走了力气。他看到我们，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眼泪大颗大颗砸在地上。他妻子受不了打击，半年后也跟着去了，热闹的院子只剩下薛斌一个人。
从那以后，薛斌像变了个人。他卖掉了拖拉机，每天守着空荡荡的房子，对着儿子的遗像发呆。我每周都带着孩子去看他，给他收拾屋子做顿热乎饭。他会抱着我的孩子，喃喃地说：“要是我儿子还在，也该有这么大的娃了。”
妹妹想接他去县城，他不去；他侄子在上海定居，接他去享福，他也不去。
“我就在这儿守着，他们娘俩回来，好找着家。” 他抚摸着墙上的照片，声音轻得像叹息。
2010 年冬天，薛斌病倒了。我接到电话赶回去时，他躺在炕上，呼吸微弱。我赶紧叫救护车把他送到县医院，又给他侄子打了电话。
第二天，他侄子一家从上海赶回来。薛斌清醒了些，拉着我的手，又拉着他侄子的手：“小伟（他侄子），秀梅姐妹俩是好人，当年要不是她们常来陪我，我早垮了……” 又对我笑了笑，“秀梅，叔没啥给你的，院子里的菜种子，你拿点回去种，就当叔还在……”
话没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窗外的雪飘了起来，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像撒了层盐。
薛斌的葬礼上，我和妹妹站在寒风里，看着他的棺木入土。当年他送我的那袋 “二合面” 的香气，仿佛还萦绕在鼻尖；他背着妹妹去医院的背影，在雪地里越拉越长。
后来，我在镇中学成立了 “薛斌助学基金”，资助像我当年一样家境困难的学生。每次给孩子们讲薛斌的故事，我都会拿出那张泛黄的照片：“这个人叫薛斌，是个军人，他用一袋粮食，改变了我和妹妹的命运。他告诉我们，善良和担当，是比粮食更珍贵的东西。”
去年清明，我带着儿子去给薛斌上坟。儿子问：“妈妈，薛爷爷是英雄吗？” 我摸着墓碑上他的名字，看着远处金黄的麦浪，笑着说：“是，他是我们家的英雄，是最勇敢的军人。”
风吹过麦浪，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极了当年他送我们回家时，粮食在布袋里滚动的声音。那声音里，有军人的担当，有陌生人的善意，更有穿越岁月的温暖，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粮会吃完，但善意不会；人会老去，但精神会传承。就像 1976 年那个五月，他穿过人群伸出的手，不仅递给我们一袋救命的粮食，更递给我们一生的光亮。这光亮，照亮了我们的求学路，也照亮了往后漫长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