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身边有一位既是导师又是挚友的心腹将领，他就是郭松龄。
1919年，18岁的张学良刚踏入讲武堂学习炮兵科，而郭松龄则是他的老师。尽管二人年纪相差整整18年，但他们之间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关系更像是亲密的伙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逐步崭露头角，最终担任了京榆驻军司令，并邀请郭松龄担任副司令，协助他管理军务。
然而，到了1925年，郭松龄突然带兵反叛，起义反奉，背叛了张学良和他的父亲张作霖。张学良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曾提到：“其实，我早就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 他说出这句话，背后有着深刻的情感和复杂的心情，因为他知道郭松龄在奉军中长期感受到的不公。
郭松龄在两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色，勇猛过人，战后理应得到相应的奖励和晋升。可惜的是，尽管战后其他将领都收到了应有的奖赏，郭松龄却一无所获，这令他深感愤怒和失望。更让他气愤的是，他的对手杨宇霆，虽然在战时几乎没有任何突出表现，却因关系的庇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甚至成为了江苏总督。张作霖不仅没有惩处杨宇霆，反而继续提拔他，这使得郭松龄心中的怨气愈加深重。
在张学良返回奉天的那段时间，郭松龄趁机与冯玉祥秘密签订了反叛的协议，举兵造反。然而，郭松龄最终未能敌过奉军的强大力量，兵败被俘。尽管如此，张学良对于这位曾经的朋友和战友心存不舍，虽然郭松龄已经背叛，他依然希望能够保全其妻韩淑秀的生命。为了确保韩淑秀的安全，张学良将这一请求特别交代给杨宇霆，但杨宇霆却不放过任何报复郭松龄的机会，散布谣言说郭松龄在押送途中遭到日本人暴力对待。张作霖因此信以为真，下令处决了郭松龄和他的妻子。
张学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表示：“杨宇霆的做法让我非常不满。” 他对这件事的愤怒与失望，可见一斑。
郭松龄死后，杨宇霆可能一度感到得意，但他并未预料到自己最终的结局与郭松龄如此相似。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惨遭日本人暗杀，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位置，但由于年纪轻且缺乏经验，他的领导并没有立即获得所有老将的认可，杨宇霆就是其中之一。杨宇霆在此时开始表现得越来越嚣张，开始逐步采取极端行动，进一步将自己推向死亡的边缘。
在张作霖在世时，杨宇霆与常荫槐紧密合作，二人掌控了东北的实际权力，且关系非常亲密。张学良接任后，杨宇霆与常荫槐不仅不将他放在眼里，甚至常常以长辈的口吻训斥他。一次，张学良希望发表自己的看法，却被杨宇霆毫不客气地斥责：“你什么都不懂，别瞎掺和。” 这种态度令张学良极为不满，但在这背后，杨宇霆无视张学良的领导权，也让许多人看清了他对东北局势的逐步掌控。
杨宇霆不仅公开对张学良不敬，还暗中拉拢失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表面上对杨宇霆表现出忠诚，实际上他们依然对张学良保持着忠心。张学良早已知道杨宇霆的所作所为，但他并未立即行动，而是有意让杨宇霆犯下更大的错误。张学良晚年回忆时提到：“我不能直接杀他，那样会显得我过于残暴。我得等待他犯下大错，才有理由处置他。”
张学良的这一策略灵感来自春秋时期的郑庄公故事。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暗中支持下，试图篡位，但郑庄公并未急于下手，而是纵容弟弟一再犯错，最终在共叔段准备叛乱时，以雷霆手段将其平定。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正如郑庄公与共叔段的关系一般复杂。
1928年，南京政府派遣代表到奉天与张学良进行谈判，而杨宇霆却擅自截住了代表团，坚决表示要在滦州进行会谈，这一行为引发了张学良的强烈反应。在与杨宇霆的关系逐渐恶化时，常荫槐更是公开斥责张学良，“瘪犊子，你懂个屁！” 这种侮辱，让张学良心中愤怒积压，最终爆发。
1929年，杨宇霆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张学良应邀参加。然而，当他到达时，却发现宴会大厅喧闹不堪，大家对于他的到来漠不关心，只有杨宇霆亲自出来时，所有人方才肃然起立。当杨宇霆冷冷地告诉张学良：“吃了饭再走”时，张学良心头的怒火再也无法压抑。
当晚，张学良向妻子于凤至发泄道：“我要杀了他！” 这句话中透露出深深的不满与决绝。然而，命运的巧合之下，杨宇霆和常荫槐很快又犯下了重大的错误——常荫槐私下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并暗中告知军械科：“这件事绝不能让张学良知道。” 这使得张学良意识到，他们的背叛已经临近。
于是，张学良决定采取行动，首先逮捕了常荫槐，并当场处决。杨宇霆则被关押起来。张学良深知这一决定的严重性，许多张作霖的旧部纷纷前来替杨宇霆求情，但张学良心如铁石，最终决定以“问卜”之法决定杨宇霆的生死。
张学良以极为迷信的方式，拿出一枚洋元，向妻子于凤至表示：“如果三次都朝着同一面，杨宇霆必死。” 经过一番抛掷后，结果显示三次都是人头朝下。于凤至虽心惊胆战，最终却只能听从丈夫的决定。张学良最终处决了杨宇霆，而他保留着那枚决定杨宇霆生死的洋元，直到日本占领奉天后被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