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无忌，肆意烧杀抢掠，所到之处，民众生灵涂炭，惨不忍睹。一些富裕商人一生辛勤积攒的财富，也在瞬间被侵略者夺走，化为乌有。就像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中，范殿元一家的命运一样，原本拥有丰厚家产的他，因为日军的侵略，最终家破人亡，妻儿死于非命，连女儿也被迫沦为别人的妾侍。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几乎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然而，在山西的乔家大院，日军却从不敢染指。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我们就来探寻这个背后的原因。
乔家大院的兴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乔家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乔贵发是乔家发家的第一位重要人物，他最初只是山西祁县的一名普通农民。因家境贫寒，他便与结拜兄弟老秦一同踏上了走西口的旅程，到内蒙古打拼。最初，他在萨拉齐厅老官营村为人做伙计，历经了十多年的辛苦工作，才渐渐积累了一些积蓄。于是，他在包头开设了一家草料铺，并经营着一些豆腐、豆芽、烧饼、切面等零星商品。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于当年粮食丰收，粮价急剧下跌，乔贵发看准时机，购进了大量黄豆，打算制作豆腐。然而，巧合的是，豆类价格在同年出现上涨，于是他果断将其出售，并挂上了“广盛公”的招牌。后来，秦家由于经营失败，败光了家产，把股份都转让给了乔家，商号也因此更名为“复盛公”。
随着包头城的逐渐发展，“复盛公”商号的业务也日渐壮大，经营项目涵盖了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庄、票号等多个领域，甚至开始发行纸币。在乔贵发的努力下，乔家的根基得到了稳固，而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才真正带领乔家步入了鼎盛时期。
乔致庸是乔贵发的三子乔全美的儿子。由于父母早逝，他由哥哥乔致广抚养长大。乔致庸的童年时光无忧无虑，专心读书，渴望成为一位圣贤。然而，命运的波折让乔致庸不得不在哥哥经营失败、家族生意面临崩溃之际挺身而出，承担起了拯救家族的重任。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乔家商号的规模迅速扩展，衍生出了复盛全、复盛西、复盛油坊、复盛菜园、复盛西店等多个分号，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金融帝国——“复”字号，成为了当时最为富裕、分布最广的商业组织之一。它的业务遍布全国各地，涉及各行各业，声势浩大，深远影响了那个时代的经济格局。
乔致庸能够将乔家推向如此巅峰，除了他的商业眼光和经营才能之外，与他与当时的政权和社会的深厚关系也密不可分。当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在危急时刻仓皇逃亡。在途经山西时，乔致庸以“大德通”总号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提供了盛大的招待，并主动借给了慈禧10万两白银。尽管名义上是借款，实际上乔致庸并未打算收回这笔款项。当慈禧回到紫禁城后，乔家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慈禧亲自御赐了一块“福种琅环”的匾额。此外，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后的赔款也通过乔家的大德通票号汇入了汇丰银行，这一业务让乔家赚得了巨额财富。在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乔致庸也为其捐款，并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到了晚清时期，国家动荡不安，民众疾苦，大量财富流向海外。乔致庸不再像过去那样疏于家族事务，他在同治年间大力投资，扩建了家族祖宅，修建了今天闻名遐迩的乔家大院。这个大院不仅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且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那么，乔家与清政府的关系如此密切，日军为何不敢掠夺呢？显然，日军并非因清政府对乔家的青睐而放过他们。事实的背后，竟与几位意大利修女有关。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闹得如火如荼时，山西巡抚毓贤下令在山西境内大肆屠杀洋人。就在这时，七位意大利修女为了躲避追杀，逃入了祁县的乔家堡。乔致庸不仅将她们藏匿在柴火堆中，还帮助她们顺利脱离了山西。意大利天主教对乔家心怀感激，历任神父与乔家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