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埃及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纳赛尔主义，一种强调民族独立、反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运动，在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纳赛尔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并在1958年与叙利亚合并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尽管这个联盟在1961年宣告破裂。
在经济方面，埃及采取了一系列国有化政策，试图建立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计划经济体系。然而，这些政策在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方面收效甚微，而且导致了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在外交政策方面，埃及继续在冷战期间保持平衡，尽管更倾向于与苏联建立密切关系。埃及在1970年代初与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同盟条约，得到了苏联的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
在社会领域，纳赛尔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提高社会公正和减少贫富差距。他实行土地改革，限制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并将部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此外，他还推动了教育改革和公共卫生改革，提高了公民的整体生活水平。
然而，纳赛尔去世后（1970年），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开始实施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并在1973年的斋月战争（Yom Kippur War）中与以色列交战，试图恢复埃及的国家尊严。这场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协议，特别是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的和平条约，使得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发生了转变，并导致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紧张。
进入21世纪，埃及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高失业率、腐败、政治压迫以及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冲突。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导致了长期执政的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被推翻，埃及政局陷入动荡。自那时以来，埃及经历了政治过渡、军事统治及政权更迭，目前仍然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
总的来说，自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埃及一直在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不断调整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未来埃及的走向仍需观察其如何应对内外部挑战以及适应全球和地区性的政治经济变化。
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年）是由于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在1956年7月26日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一举动激起了英国和法国的不满，因为这两个国家曾通过苏伊士运河公司控制着这条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意味着英国和法国将失去在运河运营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为了回应纳赛尔的行动，英国和法国寻求以色列的帮助，计划通过军事行动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以色列同意参与，因为它希望削弱埃及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1956年春天纳赛尔关闭了蒂朗海峡，阻止以色列船只进入红海，这加剧了以色列的安全担忧。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按照预定计划发起进攻，迅速推进并占领了西奈半岛。两天后，即10月31日，英国和法国要求埃及和以色列停火，并各自撤回至运河两岸10英里外。当埃及拒绝接受这些条件时，英法两国于11月5日开始对埃及实施空中打击，并准备实施两栖登陆。
尽管英法以联军在军事上取得了迅速胜利，但这次行动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尤其是美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强烈反对这次入侵，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一项决议，要求立即停火。面对国际压力，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以及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困难，英国和法国被迫接受了联合国的停火决议，并最终撤出了埃及领土。
苏伊士运河危机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标志着西方列强在中东的直接军事干预受到了限制，并提升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同时，苏联加强了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从而在中东地区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对于英国而言，此次危机暴露了其国际地位的相对衰落，并进一步促使英国寻求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而对于埃及和纳赛尔来说，虽然在军事上遭受了挫折，但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了胜利，因为抵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并且苏伊士运河得以保持国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