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和县令，究竟有何区别？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别再弄混淆了
“知县”与“县令”皆有一个“县”，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县”名，是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古晋国，而最早创建县制的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但没有推广开来，到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推行了县制，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县制便在全国推行。
《职官典·郡县》载：“县令者，政令之长也，正五品；县丞者，文教职官也，从五品；县尉者，军事长官也，次五品。”官职“县令”则要比“知县”出现的早，早在战国时期，“县令”就已经出现，而“知县”直至宋代时才正式确立。
宋代时，不同地方县令的品级也有不同，宋朝前期赤县令的品级还为正五品。但从元祐起，开封府两赤县令的品级为正七品；开封府畿县令，三京赤县令，三京畿县令为正八品；诸州上、中、下县令则是正九品。
虽然是“九品芝麻官”，但天高皇帝远，县令也敢称大王，县令在地方上就拥有了很高的话语权，因此就有可能发生地方专权、割据的现象。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秦代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战功赫赫，便可做大官；汉代则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即“察举制”，它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选取，向朝廷推荐人才，但担任地方长官的人通过是出自高官豪族。
魏晋南北朝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创立初期的标准为“家世、道德、才能”，但发展至中后期，道德和才能不再是重要的，家世才是做官的重要标准，到西晋时期已经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的存在并不利于中央集权，而皇帝自然是要为自己的权利作出努力，于是科举制度便诞生了，唐朝和宋朝之间又隔着一段大分裂时期，这期间中原地区之外存在有许多割据政权。
赵匡胤建立起宋朝后也就要削弱地方势力的影响，加大中央集权，因此开始派京官前往地方担任地方县官，通常宋代的县官选拔分两类：一类是宰相特别任命的知县，称高配知县；还有一类是中央吏部负责考察并统一委派的普通知县。
知县与县令的不同在于，知县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皇帝通过知县管理地方；县令则是只担任地方官，并不一定是由朝廷派遣下来的官员。还要区分的是，县令与县长的不同，县令是这个该县达到了千户之上，而县长则管理不满千户的地方。
著名清官包拯于宋仁宗天圣五年考中进士，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后出任了建昌县知县，但由于包拯是孝子，为年迈的父母养老送终而辞职，后于景祐四年（1037年）赴京听选，再次走上仕途，出任天长知县。
1041年，包拯调任为了端州知府，知府则是州府最高行政长官，还是属于地方长官；2年后包拯入京任殿中丞……此种升迁属于朝廷选拔官员到地方，然后官员从地方升至朝廷。
但曲阜县令是特别的，是由孔氏家族“世袭”，原因是曲阜是圣人孔子的故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对我国影响深远，孔氏后人也就享有“特权”，自元朝至清朝，曲阜县令一职便是由孔氏后人世袭。
不过孔氏后人并非个个有德有才，享有特权的人难免会得意忘形，明代嘉靖年间，曲阜县令就让嘉靖帝相当不满，一度想要废掉“孔氏后人出任曲阜县令”这条不成文的规定，但此举会对皇帝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影响民心所向。
因此嘉靖帝最终没有撤掉这条规定，而是增设了考核，由巡抚和巡按定期去考察政绩，若是不合格，并另选一个孔氏后人出任曲阜县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