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亚运会上，虚拟数字人走进公众视野。虚拟数字人是通过计算机图形学、动作捕捉、图形渲染、深度学习、语音合成、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开发设计的，具有“人”的外形、表情、语言、行为的，可交互的虚拟形象。它是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结合的新产物，已被应用于新闻播报、教育培训等场景。
在科普领域，虚拟数字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科普存在的缺人、缺创意、缺素材的现实困境，对创新科普主体、内容和形式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国科普抢抓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带来了机遇，构筑发展新优势提供了新思路。
在我国，虚拟数字人已在医学、农业、航空航天科普领域先行先试。根据角色和功能的不同，科普类虚拟数字人可分为虚拟科学家、虚拟科学媒体人等身份类型。以虚拟科学家为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真人科学家的数字分身，主要指通过虚拟人形象复刻真人科学家的外形、表情、语言甚至行为和互动，创造一个以真人科学家为原型的虚拟数字分身。典型的代表有陶勇医生的数字人和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的数字人。二是原创虚拟科学家人物，不以真人科学家为原型，而是作者拥有完整创作版权的新人物形象。如，二次元类2D虚拟农业科学家隋时学。
而虚拟科学媒体人就更常见了，比如由新华社和腾讯联合打造的数字航天员、数字记者小诤，实现了前沿技术在航天科普上的跨界应用；一些科普场馆也推出了虚拟偶像，如中国航天博物馆推出了数字科普大使、虚拟偶像镜月，以及中国航天博物馆推出的首个虚拟职员仔仔。
从实践上看，这些虚拟数字人的科普应用效果不错。
首先，虚拟分身，解决了缺人的问题。科普类虚拟数字人不受人数、时空的限制。生产方可根据需要制造数字人，甚至让已故科学家“复活”，并可以让其在任何时间出现在指定地点，大大减少科学家的时间成本。陶勇认为，其虚拟数字人提高了科普效率。已故科学家的虚拟数字人，将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以数字化形式延续和传播，具有极强的怀念、学习、榜样效果。
其次，形象创新，解决了缺乏创意的问题。科普类虚拟数字人的形象可以根据受众的偏好设计，实现风格化、定制化、创新化，以二次元类2D虚拟形象、美型卡通类3D虚拟形象、超写实虚拟人等多种类型出现，打破对科学家形象的刻板印象，更好地架设起科学与新时代年轻群体对话的桥梁。比如，二次元类2D虚拟形象隋时学，结合新农人形象设定，体现了中国风特色和农业特点；小诤采用超写实数字技术，呈现出活生生的美少女形象；虚拟职员仔仔则可提供敦煌飞天、中国航天等多种富有创意的形象供用户选择。
再次，人/机双智能，解决缺少素材的问题。虚拟数字人依托科学家提供的人类智识和前沿技术提供的人工智能机制，可以实现很多真人欠缺甚至无法实现的功能，并可根据应用场景定制功能。如，陶勇的数字人可以讲多国语言和方言，并计划增加实时交互功能；小诤可以在真人新闻工作者无法抵达的浩瀚星空开展新闻报道和航天科普，实现新华社记者“全时空在场”；镜月将对航天精神的深刻理解、有态度的互动内容以及依靠角色链接的粉丝共创整合，产生出影响范围广泛的情感共鸣，达成与新时代年轻群体的深度链接。这些加入多种素材的尝试，使科普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应该说，虚拟数字人将推动全新人机共生时代的到来，其创新应用可以为科普注入新活力，但目前，在科普领域的应用还处在探索阶段，未来还需在政策引导、创作运营等方面进一步厘清思路。
首先，在政策规制上，要“道义”“信义”两手硬。一是目标上，要避免“逐利”而“废道”的现象。应用于科普的虚拟数字人不应仅以实现盈利为目标，还应该重视虚拟科学人的科学价值引领功能、科学精神弘扬功能、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功能等，要始终保持科学的、正确的价值观。二是具体政策上，要重视“可控”与“可信”。一方面，应用于科普的虚拟数字人属于数字人的一种，因此要受到与虚拟数字人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平台及行业倡议的约束；另一方面，其面向科普场景，因此“人”本身的可信度及其传播信息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更加重要，必须通过政策规范和科学性审查，强调原始采集科学信息的准确性。总体上看，对应用于科普的虚拟数字人的治理，其本质还在于治理开发者、运营商以及用户等虚拟数字人背后的真人，促进其行为合法、合规，提供的内容科学、真实。
其次，在创作运营上，要“有神”“长效”两手抓。科学家无论是真人还是虚拟人，都不应只有性别、年龄、职业、外貌、形体、神态、穿着等外在的形象美，科普类虚拟数字人，特别是虚拟科学家的形象塑造，要始终以杰出科学家典范为榜样，以科学理论和应用成果为内容，弘扬崇高的科学家精神，在此目标下做好、用好、传播好虚拟数字科学家、科技人员形象。换句话说，科学家之“形”要创新，科学家之“魂”不能变。在运营上，要避免“出道即巅峰”。当下，我国很多虚拟数字人都止步于打造IP的第一步，后续的运营相对乏力，科普类虚拟数字人应加强运营的长效机制建设，通过持续的内容生产，保持活跃，吸引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