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志，顾名思义，就是以影像记录为主的志书。作为以影像为本体的记忆承载形式，影像志通常需要拍摄者遵从文化本真性原则，对拍摄对象进行长期、整体、沉浸式观察和记录。很多影像志作品不仅真实可信，而且对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会有一个宽幅的反映。因此，影像志的价值，不在于观赏性，而在于对文化秩序的记录、研究、分享和理解。
影像志是传承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社会记忆、纪念仪式之间存在一种递进的逻辑关联。社会记忆既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歌谣、神话传说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各具特色的仪式来实现。各族民众借助习惯的形成与身体体验，重现历史记忆与社区传统。聚焦这些具体的习惯和体验，可以为描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多样化的仪式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路径和方法。
社会记忆与身体体验密切关联，也与各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密切相关。比如，在侗族“踩歌堂”、苗族鼓藏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上，人们按照规定的仪式聚集之后，或吟唱，或宰牲，或起舞，通过这些实践，少数民族群众形成关于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记忆。节庆活动还是增进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在诸多民族民间节庆仪式中，我们经常看到，族长通过造访每户家庭，将个人的身体体验与家族记忆、社会记忆有效结合，既传递了历史文化，又增进了族群团结。
影像志不仅可以记录民族集体记忆，还可以展现现实文化变迁。在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影像志越来越成为记录乡土社会内部细节与乡土文化变迁进程的重要手段。
以笔者在四川平武的一次田野调查经历为例，我们的影像志先后记录了一场当地村民婚礼的前后过程、一场猝不及防的特大暴雨泥石流、一次中国扶贫基金会帮扶的乡村民宿由创意到落地的过程、一场村民自己组织的文化传习活动、一轮当地春节民俗活动“跳曹盖”，从不同角度勾勒出当地的自然环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乡村振兴中各方力量的共生关系。
关于当地“跳曹盖”的影像志，包含了两个不同村寨的“跳曹盖”内容。我们的影像志记录了如下场景：鞭炮声此起彼伏，村民们着盛装成群结队而行，一边大声呼喊，一边跳着舞蹈，舞步模仿蛙、熊等不同动物。行进中的人们，手中还挥舞着木剑，每到一家门前就用力拍打大门，意为辞旧迎新。接着，由一人背着一篓叶子朝村口走去，将其倾倒山下，鞭炮声再起。人们继续列队跳舞，神圣与世俗、庄严与活泼、敬畏与祝福、祭祀与狂欢，诸多元素奇妙地混杂在一起，体现出一种刚健清新、古朴稚拙的生命形态。“跳曹盖”是当地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我们的影像志记录了这一民俗活动的所有细节，其意义不仅在于留下真实可信的资料，更在于通过影像记录，为人类学者随时“重返”研究现场提供便利。
我们的影像志在记录当地民俗文化活动的同时，还聚焦当地民宿落地的乡土实践。中国扶贫基金会原定于在某乡投资修建民宿，政府建议修在上寨，但上寨村民希望保留老寨原貌，建议将民宿修建在下寨。最终，村民们的意见被采纳。我们的影像志记录了民宿修建过程中，政府、扶贫基金会、村民三者之间的沟通、互动甚至博弈，试图以此为切口，展现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社会不同主体互惠共生的关系。我们的影像志，还注意到文化研究中的主客位互渗，关注到不同群体的声音，呈现出对当地人（包括村民与政府）主体性的尊重，也呈现了来自各方的多重声音。
影像志吸引了人类学者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运用影像和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相关族群的文化，产生了专门的影视人类学。近些年，中国的影视人类学者更是频繁深入乡村振兴、非遗保护现场，用影像志助力文化传承、乡村振兴。
影视人类学可以运用影视手段来建构作品，但影视人类学关注的不是影视作品本身，而是涉及本土文化的一系列关系，比如用影视作品来解释文化如何凝聚社区和形塑社会经验。通过影像记录，我们还可以了解各地各民族节庆仪式动态演进的过程、社会组织活动的细节、个体的地位等，进而实现跨文化沟通与交流，完成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翻译。
由此观之，影视人类学需要从针对具体案例的地方性研究转向多样性与普遍性相关联的整体性研究。此外，影视人类学研究必须重新关注现实本身，也就是要关注活在当下的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他们被“看见”的活法，是我们获得文化理解的重要基础。
人类学研究要走进“他者”世界，影像志是重要方式。影像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复杂的资料，未来如何处理这些资料，如何运用这些资料？所有这些，都在刺激着人类学家转换思路，构建一种新的书写范式，产生更新的涵盖性概念。作为中国的人类学者，如何以影视人类学的学科路径，探讨族群记忆的活态过程，描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各地各民族的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