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时期的东吴君臣中，吕蒙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和值得研究的人物。
吕蒙，字子明，今河南汝南人，年少时即具有胆识和血性；也曾冲动，“轻果妄杀”，但“终于克己”。其人先被孙权之兄孙策“召见奇之，引置左右”。“权统事”后，吕蒙在其麾下“所向有功”，屡献良策，终建奇勋，先后被授予横野中郎将、虎威将军等称号，历任庐江太守、汉昌太守和南郡太守等，封孱陵侯。
要说吕蒙为东吴政权立下的“不世之功”，非夺取荆州莫属。而正是此事，使其在不少后人心目中留下了“耍诈”的不光彩印象。对于此事，另有“兵不厌诈”一说；在东吴方面，拿回荆州，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刘备对此地“假（借）而不反（还）”（孙权语），实属“耍赖”。世人论吕蒙主谋东吴取荆，多看重其“偷袭”，却忽视其“攻心”：蒙入城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蒙旦暮使亲信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对关羽派来的使者，“蒙辄厚遇”，让他们“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这些人回到关羽军中，将士之间“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羽自知孤穷……众皆委羽而降”。关键是吕蒙使荆民“见待过于平时”。可见正是这后一举措，才真正使关羽输了，而且输得一败涂地。从中可以看出吕蒙的高明。
所以，如果仅以袭取荆州便认为吕蒙是一个狡黠奸诈、投机钻营之人，那就错了。史料中记载的几件事，可以全面看出其为人——
当有议将初到的鲁肃之属兵拨给吕蒙时，这对于他本来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机会，然而他却对孙权“盛称肃有胆用，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益夺也。权善其言，还肃兵”。吕蒙一度与成当、宋定、徐顾的屯驻地相邻。三将死后，由于“子弟幼弱”，孙权曾想把他们的兵马都并给吕蒙。这对他无疑又是天赐的壮大自己势力的良机。然而“蒙固辞，陈启顾等皆勤劳国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书三上，权乃听。蒙于是又为（其子弟）择师，使辅导之，其操心率如此”。吕蒙常因部下之事被江夏太守蔡遗在孙权那里告状，却对其“无恨意”；且“及豫章太守顾邵卒，权问所用（何人可接任），蒙因荐遗（蔡遗）奉职佳吏（接任最佳人选）”。袭取荆州后，“（关）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孙）权至”。孙权论功行赏，吕蒙被“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权不许”。“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敇（吩咐）主者（吕蒙）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简朴）”。
吕蒙的成才与事业辉煌，离不开孙权的劝导和提携。在孙权接班之初，他便嘱吕蒙等将领：“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在孙权的劝导下，“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孙权常叹吕蒙等“人长而进益……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所行可迹，并作国士”。
从吕蒙后来病重孙权关注的程度，也可以看出他在孙权心目中的地位。“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即千方百计为吕蒙医治护理，重金招募属地有能治愈他疾病的；为吕打针，孙权面容惨戚；想多看看吕的气色，又怕惊扰他，就打穿墙壁观看；见吕稍稍能吃东西，就高兴，不然就叹息。吕蒙“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注《三国志》的裴松之说过，各国史官“竞欲称扬本国容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仕蜀汉，他在吕蒙传后却赞同孙权的话，评曰：“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有国士之量，岂徙武将而已乎！”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即肯定孙权“贤能为之用”，这应该是东吴能够与魏、蜀两国三足鼎立的重要原因之一。（龙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