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楼梦的主题，历来有多种表述，例如王国维运用叔本华的理论，认为红楼梦通过说明人生苦难的不可避免，表现了一种“解脱”的主题，其相关表述为：“《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
与王国维的“解脱说”近似，还有所谓的“色空说”，其主要代表人物为俞平伯，其在《空空道人十六字闲评释》一文中说：“余以色空之说为世人所诃久矣。虽然，此十六字未必综括全书，而在思想上仍是点睛之笔。”又说：“书中大义，弟之妄解，总是陈言，无非诸幻生灭色色空空也。”（俞平伯《1979.12.17日致叶圣陶》）。
与前二位大师不同，胡适、鲁迅、周汝昌等人则大略持“盛衰聚散”说，虽然他们在表述上各有差异，但都可被冠于“盛衰聚散”这一大主题之下，例如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大问题》则就这一点表述得更清晰：“……如此情怀，全在存亡聚散之大痛，所谓‘我这一段悲欢离合，炎凉事态的陈迹故事’，那是一丝不走的。红玉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正是全书‘家亡人散’的大构局的点睛之笔。……盛衰聚散才是主题。”
此外，还有反封建反礼教的主题、人道主义的主题、爱情悲剧主题、女性的命运的主题等等说法。这些对于红楼梦主题的概括，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它们都存在这样的偏颇，就是这些主题概括都不能完全地概括红楼梦的内容，都只有部分的正确性。
此外，还有一种可称为“多主题说”的主题概括形式，例如刘敬圻在《红楼梦主题的多义性论纲》一文中说：“红楼梦至少描写了三种悲剧，即一个具有叛逆思想的贵族青年不被世俗社会理解的精神悲剧；一群小才微善的青年女子，在各自的人生遭际中被摧毁……的人生悲剧，一个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由于坐吃山空，箕裘颓堕的历史悲剧。”
《明清小说补论》（增订本）
这一主题概括，就可以把反封建的主题、女性命运的主题和盛衰聚散的主题概括于其中，从其包容性上应该说优越于各种单一性的主题概括。
当然，这种综合性的主题概括也有其不足之处，其不足就是这种外延式的主题概括不能在各个因素之间建立起一种结构性的整体联系。
鉴于此，笔者试图根据红楼梦的实际情形，采用一种分层次同时又具联系的方式，对红楼梦的主题进行一种综合性的新的概括。
在此我们不妨打个比方，我们对红楼梦的主题解析，就好比解剖一个大西瓜，我们将这个大西瓜分为“瓜皮”（我们称之为“框架性主题”）、“瓜瓤”（我们称之为“内容性主题”），“瓜核”（我们称之为主题核心）三层次进行解剖分析，意图对红楼梦的主题进行更完善的概括。
一、红楼梦的框架性主题
红楼梦主题的瓜皮部分，也就是所谓“框架性主题”，就相当于王国维、俞平伯等对红楼梦主题的概括，即通过表现人生不可避免的苦难及宝玉等人的出家，表现了一种带有佛教意义的“解脱主题”或“色空观念”。
俞平伯先生
在红楼梦的实际内容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主题表现，但是，这种主题表现却只是它的一个框架，并非红楼梦主题的核心或全部，甚至也并非红楼梦实际呈现出来的真正“意旨”。
这一框架性主题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及其照应中，以及小说的第5回和第116回贾宝玉两次“神游太虚幻境”的内容及其照应中。
例如，在小说开头，写了一僧一道携了“石头”到“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走一遭，这走一遭即是石头历劫的过程，到了末尾，还是这一僧一道将“尘缘已满”的石头“携归原处”，即“解脱”回到了原初的尘外世界。
第一回和末回以对应的形式叙到的甄士隐和她的女儿英莲（后来改名香菱）以及贾雨村，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劫和回归（解脱）的过程。另外，在第5回和第116回，对“绛珠仙草”及一众“风流冤家”也交代了她们“下凡”历劫和最后回归太虚幻境的过程。
此外，在第1回和第5回、第116回，还有一些概念性的表述也说明了这种“框架性主题”。
例如，在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说：“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十六字就是对“石头”所经历的整个下凡历劫到解脱回归过程的一种概括。
甲戌本《红楼梦》第一回
在第5回和第116回，还有一些具对应性的对联也很好地表现了此，如第6回太虚幻境的“石牌”上的横幅是“太虚幻境”，对联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意思是世人把红尘的“假”当作了真，因此佛家的“真”反而被世人当成了“假”；世人把红尘世界的“无”当成了“有”，因此佛家的“有”反而被世人当成了“无”。这是以批判红尘的方式表达了佛家的意旨。
到了第116回，在贾宝玉第二次神游太虚幻境时，同一石牌上的横幅变成了“真如福地”，对联则变成了“假去真来真胜假，无原有是有非无”，意思是，红尘之假已去，佛家之真已来，佛家之真胜于红尘之假；佛家的所谓“无”中原来有“是”，这个“有”是真有，不是红尘的假“有”。这前后相对应的两幅对联极好地阐释了红楼梦的这一框架性的“解脱”主题或“色空”观念。
此外，在第5回和第116回还有许多对联从各个侧面也表现了类似的意旨。
另外，第一回中的《好了歌》及甄士隐为《好了歌》做的注解，第5回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子》中的尾声《飞鸟各投林》也以总结的方式表现了这一主题。此外，在小说中间，也有一些照应笔墨涉及到这一主题，例如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的一些情节。
戴敦邦绘《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悲苦与解脱的主题和“色空”观念，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主题表达其实只是整部红楼梦这个大西瓜的一个“瓜皮”，看上去它似乎包罗了整个西瓜，但其实，它在整个红楼梦中，主要只起到一个框架作用，即作者要用这样一个“解脱”和“色空”的观念，构成一个大的框架，一种结构，以方便作者在这个框架或结构下安排情节的起迄，方便给人物结局。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解脱”主题和“色空”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作者本人对世界、人生的认识，也不能完全排除作者创作的红楼梦的确也带有或染有这种认识。但是，作家所持的某种观念或理念并不就是小说本身所表现的主题和观念。
我们判断一部小说的主题或观念，最主要是看它的“瓤子”，即看小说的主体内容究竟表现了什么，因此，我们是不能仅以其框架性的“瓜皮”来概括整个红楼梦的主题的，要真正全面地认识红楼梦的主题，还必须主要地从它的瓤子入手。
二、红楼梦的内容性主题
前面我们提到，对红楼梦的主题概括，我们是不能仅从那个瓜皮来作出结论的，我们必须更多的关注内容，关注它的“瓤子”。因为我们对于作品的主题认识，主要不是看作者自己站出来说明了什么，而是看作品的艺术形象、即作品的人物、情节等究竟说明了、表现了什么，以及它们实际产生的艺术效应究竟是什么？
《宝玉和黛玉》年画
根据这样的原则和方式来观察和总结红楼梦的“内容性主题”，我们发现，红楼梦的真正的主题或主要的主题不是那个框架性主题所能够概括的。
在长达120回的小说中，除了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开头和结尾，以及第5回和第116回主要表现了那个“框架性”的主题外，余下的绝大部分，其艺术形象表现的却是另外的主题，这个主题其实也就是作者在第一回的“缘起”中所开章明义的“给闺阁立传”（原话是“使闺阁昭传”）：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然后作者又借“石头”与“空空道人”的一段对话，表现了这同一的意思。
红楼梦开篇的这些话，实际就是小说主题内容的一个明确提示，小说的主体就是要“使闺阁昭传”，即写出她们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
无论是从小说作者的开章明义还是从小说的实际内容上来观察，红楼梦主要的内容都是围绕“女儿”而展开的。如果我们再具体展开分析，这些围绕“女儿”而展开的实际内容又可以分为三大方面，这三大方面即是女儿的“美、爱、悲”：
叶浅予绘《红楼四美图》
第一是“美”，它包括了外在之美和内在之美。小说中的“女儿”几乎都是花容月貌，例如林黛玉是“风流袅娜“，薛宝钗是”“端庄妩媚”，秦可卿更兼黛玉和宝钗之美。
晴雯似黛玉而更随性，贾蔷初见袭人，被美得不敢直视，香菱的美则让贾琏大呼“可惜”（因为香菱嫁给了“薛呆子”），薛宝琴的超绝之美则直让宝玉直呼“上天，上天，你到底还有多少聪明灵秀！”尤三姐更是少见的“绝色”女子。
至于这些美丽女子的内在美，更是让须眉惭愧，黛玉的蕙质兰心和痴情真纯、宝钗的理性大度，湘云的热情和率真、探春的“敏”，平儿的贤、鸳鸯的大气英豪、袭人的贤惠、麝月的质朴等等，无一不展现了这些女子们超越男性的品质。
再说“爱”。这里的“爱”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爱情”，另一方面则是“爱惜”。
在红楼诸钗中，与贾宝玉有着或显或隐爱情的就有黛玉、宝钗、晴雯、袭人、麝月、芳官、柳五儿。而表现了宝玉对女儿的爱惜之情的就更多，小说中举凡是女儿，贾宝玉几乎都对之倾注了爱惜之情，这里有村庄丫头二丫头、有和茗烟行苟且之事的不知名的小丫头万儿、有曾记恨宝玉的银钏儿、有和贾环好的彩霞，有因宝玉的爱惜之情而误会了他的香菱，有宝玉并无交际的尤二姐尤三姐，甚至一幅“画儿”中的美人，宝玉都倾注了他的爱惜之情。
桑田剪纸贾宝玉
在小说中，曹雪芹借贾宝玉的影子人物甄宝玉之口，很好地表现了贾宝玉对女儿的这种爱惜：“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静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稀罕尊贵呢！你们这种浊口臭舌，万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要紧！”脂批中说宝玉是“情不情”，指的就是他的这种普遍性的对女儿的爱惜之情。
此外，在爱情方面，可以作为贾宝玉爱情的补充的也有别的爱情表现，这里面有和秦钟相好的尼姑智能儿，有和贾蔷相爱的龄官，有和小红默默相爱的贾芸。甚至戏剧中以假当真的药官、琪官（蒋玉涵）所表现的爱情，也得到了作者的赞美和肯定。
最后说“悲”。正如在第5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中所暗示的，小说是要表现“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在小说中，确实表现了众女儿的悲剧。
黛玉在流不尽的眼泪中死去，晴雯在无限的冤屈中死去，高贵的鸳鸯、司棋的自杀，迎春的死，湘云、宝钗的守寡，惜春、紫鹃、芳官的出家，高洁的妙玉陷于污泥中生不如死等等都是女儿们的悲剧。
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种女儿的悲剧，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着小说的那个宿命的或色空或解脱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它们多少也与那个框架性的“解脱”和“色空”的主题具有一些联系。
刘旦宅绘《双玉情款》
但是，更主要的，尤其是在其审美效应上，这些悲剧却并不否定生命、爱情、 高洁的品质的可贵，而是通过美丽的毁灭，讴歌了这些被毁灭了的悲剧人物身上的美好品质，同时也鞭笞了造成这种种悲剧的各种旧的伦理道德和邪恶的力量，它们给人的最终的审美感受，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色空”和“解脱”，而是美学意义上的悲悯和崇高。
在红楼梦的“瓤子”中，还有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提及，这就是在小说中，全方位展现了大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方面的呈现中，刻画了人物性格，也写透了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当然也揭示了贵族阶层的堕落以及整个大家族的“兴衰聚散”，这方面的呈现，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说它是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也不为过。
那么，如果我们从主题的角度来衡量的话，这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也是它的主题吗？如果是，那么它们又与我们上面提到的“为女儿昭传”的主题构成一种什么关系呢？
笔者以为，从内容方面观察，这两大方面的内容的确构成了红楼梦的主体，但是，笔者不赞成将两者看成是两大并列的主题，而倾向于将它们看成是“图底”关系，或曰前景与背景的关系，简言之，小说中对整个大家族生活方方面面的呈现，总体上是作为展示女儿的主题的背景和土壤而出现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对于这两大生活内容的展现，作者主体所持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前一方面的内容，即“为女儿昭传”，是作者的主观诉求，而对于大家族生活的展现，作者似乎并不持有揭示大家族的腐败堕落，展现大家族的盛衰聚散的主观故意，它只是作者“据实写来”的一个结果，或者用胡适的话来说，它只是“自然主义”的产物。
刘继卣绘红楼梦
此外，从视角理论来观察也是如此，整个小说主要是以贾宝玉的视角写的，而贾宝玉的视角和焦点（亦是曹雪芹的）几乎完全在“女儿”方面，而对于整个贵族生活的堕落奢靡以及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作者或主人公似乎未予过多关注，就如在第62回宝玉对黛玉说的：“凭它怎么后手不接，也不短了咱们两个人的。”
因此，尽管小说写了极多的这类生活场面，但我们仍然不能将其概括为主要的主题，我们只能说，它们主要的功用，是提供了一种女儿主题展示的背景和土壤。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红楼梦对大家族整个生活生动的展示，也具有其独立的意义。
三、红楼梦的主题核心
本文的开头，我们曾将红楼梦的主题核心比喻为“瓜核”，不过这个“核”非惟一之“核”,而是“双核”，这个“双核”亦正如我们的比喻的西瓜核一样，散布在整个西瓜的肉当中，成为这个西瓜的灵魂和核心。
这样的灵魂和核心，它们渗透于小说的艺术形象中，也代表着了作家的“世界观”和“倾向性”。
顾炳鑫绘宝玉黛玉
这个所谓“双核”，一个是“真”的精神，一个就是“恕”的精神。
“真”或曰“任真”的精神是红楼梦的主题核心之一，也是贾宝玉、林黛玉等最重要人物最重要的秉性，可以说是红楼梦的灵魂。关于红楼梦中“真”的精神的贯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观察：
第一，贾宝玉对女儿的赞美和表现，实际也是对真纯的赞美和表现。
“宝玉赞美“女儿是水做得骨肉”，“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静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稀罕尊贵”，虽然不排除其中含有较浓的性别和自然生理的因素（就自然生理而言，少女时期也是最真纯的时期）。
但是，主要还是因为少女由于更少功名利禄的考虑，更少地受到社会功利文化的污染，因此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真纯的品格，因此，少女之美主要并不由性别和自然生理所决定，而是由文化道德（可称之为“真纯”的自然道德）所决定，所以在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月”中，当宝玉看到一些婆子（妇女）撵司棋时，会不由地喊道：
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子更可杀了！
戴敦邦绘司棋
这些话，虽然在其字面的意义上，表现的是宝玉的“痴呆”，但是实际上，它是借这些“呆话”道出了一个真理，就是少女的自然真纯，如果一旦加入了社会功利的色彩，受到文化的污染（“嫁了男人”，“染了男人的气味”），那种真纯的美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整部红楼梦中，作者就是秉持这样的“真”的精神，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个个性有别，然而都是真纯洁净的女儿形象。
那里面有一往情深天资聪慧的黛玉，有直率天真的晴雯，有大气豪迈的湘云，有泼辣爽利的探春、有憨厚质朴的麝月，有豪迈刚烈的鸳鸯、有娇音婉转的莺儿，有幼稚可笑的翠缕，有气兼黛、钗的香菱等等等等，可以说红楼梦就是秉持着这种自然之“真”的精神，为我们刻画了如此多的纯美的少女形象，给了我们一个真的精神的“桃花源”。
第二，这种“真”的精神还表现在，在众多的少女形象中，那些最为真纯的少女，得到了作者最多的表现和最高的赞美，使其成为众少女形象中的高标。
在众多的少女形象中，处于最顶端的是黛玉和晴雯，此外如鸳鸯、紫鹃、香菱等，也得到了作者极高的赞美，而小说中的另外两个主人公宝钗和袭人，虽然总体上仍保持着少女的清净之美，但是或由于她们二人多少具有一种潜在的世俗功利思虑，因此作者对她们俩的描写，或者多少有些保留（下面将在“恕”的核心中再述及二人）。
吴南愚绘红楼人物笺
而在这一少女形象系列中所显示出来的差别，就是因为作者运用着一把“真”的尺度在衡量。
第三，在红楼梦中，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反“仕途经济”，反“禄蠹”的立场。
宝玉厌恶谈论仕途经济，厌恶贾雨村一类奔走于仕途经济之途的人，甚至厌恶儒家的一些道德教条，主要就是因为这些所谓仕途经济，那些禄蠹，最终都是为了营一己之私，都表现出一种功利乃至虚伪的可憎的面目，而这都与作者那种追求的“真纯”的价值相违背。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红楼梦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真”的价值观，在相当的程度上与我们所追求推崇的一些现代价值相一致。
黛玉、晴雯之所以得到了最高的赞美，是因为其“真”，我们也可以说她们表现出了真正的个性解放的美德；作者揭露了王夫人等所秉持的传统道德经意或不经意地害死了金钏儿、晴雯、司棋、黛玉，也与反封建、反礼教的现代性价值相一致。因此，贾宝玉（曹雪芹）所具有的这一“真”的价值观，乃是一种远超于时代的、进步的、具现代色彩的价值观。
那么，曹雪芹的这种“真”的价值观从哪里来的呢？这种“真”的价值观与老庄的自然哲学，与魏晋名士们所追求的“自然”“任真”的观念或许都有着关系，但是笔者倒是觉得它们更多地来自于作者的心灵本性，或与作者在第二回中所述的那些所谓“正邪两赋”的发抒性灵的艺术家的熏陶影响也有关系。
鲁迅《中国小说史大略》
除了“真”的精神的贯注渗透，渗透于红楼梦中的另一种精神特质便是“恕”的精神。鲁迅曾在《小说史大略》中说：
书中故事，为亲见闻，为说真实，为于诸女子无讥贬。说真实，故于文则脱离旧套，于人则并陈美恶，美恶并举而无褒贬，有自愧，则作者盖知人性之深，得忠恕之道，此红楼梦说部中所以为巨制也。
以往我们对于鲁迅的相关论述，关注的重点往往在两方面，一方面关注于鲁迅推崇的红楼梦的写实性，另一方面关注的是鲁迅所评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写法，即打破了“叙好人完全是好 ，坏人完全是坏”的旧套，而对于鲁迅追溯这种“美恶并举”的写法的更深层原因却非常可惜地忽略了。根据鲁迅的论述，红楼梦的作者之所以能够做到“美恶并举”，盖在于“作者知人性之深，得忠恕之道。”
我们在此首先要辨析一下的是，鲁迅在这里虽然是“忠恕”并举，但实际上这只是沿用其习惯用法，其真正的落脚点实际在一“恕”字。
鲁迅画像
也就是说，正是作者这种“恕”的精神，正是这种“得人性之深”，才使作者能够打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陈腐旧套，即作者“得忠恕之道”是因，打破传统的写法是果。下面笔者根据对鲁迅所论的分析，以及我们对于小说的理解总结，试图对红楼梦中“恕”的精神的贯注体现，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作者在刻画人物时，能够做到高度真实，能够做到“美恶并举”。
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在作者观察刻画人物时，对于人性有着深刻的体察和理解，不仅仅“好人”难免有缺点，即使是所谓“坏人”，也并非“完全是恶”，这样一种基于对于人性的体察和理解，这样一种“恕道”精神，就使作者笔下的人物，打破了传统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 ，坏人完全是坏”的陈腐旧套。（注意，“恕道”主要体现在对于“坏人”的刻画上）。
我们再深入一步分析，这一由对人性深入体察的“恕道”精神所带来的新的写法，又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在表现人物的“坏”的方面的时候，也会根据实际情形写出他们的好的方面。
例如书中的王熙凤，就不仅有弄权，徇私、溜须（同时也喜欢别人“溜”她）、狠毒的一面，同时也有着有才干、识人、真正关爱宝玉、对贾母也不单是拍马，也有着相互赏识相惜的因素在，喜欢上进有才能的人，有时也关心这样有上进心的“弱者”（如对于邢岫烟）。
孙兰美绘王熙凤
而这些“优点”，又又并不是作者的任意堆砌，而确实与她的主体性格特性并不矛盾，是植根于她的整体人格中的一些性格因素。这样，就写出了一个真正立体丰富的人物。书中对其他人物的刻画亦是如此。
第二，即便是写人物的“坏”的方面，也是把他们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境遇、身份、关系等各种条件下去表现，而不是单纯地表现他们“人格”的抽象的“坏”，仿佛天生的“坏”。例如对于小说里面“罪责”最重的王夫人的刻画，即是如此。
就一般而言，王夫人可以说也是一个慈母，也是一个怜贫惜老的人（例如她不仅不许王熙凤捉弄刘姥姥，而且在刘姥姥回去时，还慷慨地送了她一百两银子），也真正的吃斋念佛。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却真正地制造了书中最痛心两个悲剧（金钏和晴雯的悲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这是因为她有意无意所秉持的理念、伦理所导致的结果。
她所秉持的理念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传统的认为“狐媚”的有个性的女人，就是祸水，此外，在她所持的道德中，仅仅推崇一些传统的“女德”，例如温柔敦厚、语言乖巧、温顺贤惠，即宝钗和袭人那样的人，而对于富有个性、耿直敢言的人，却违背了她所秉持的“女德”。
刘旦宅绘金钏
正是这种“祸水论”和“女德”观，使她怒不可遏地打了、撵走了最可爱的丫鬟金钏儿，又撵走了最率真可爱的晴雯。正是由于作者对于人性的深入体察和理解，使他刻画了一系列最生动真实的“坏人”。
这样的“坏人”，我们所痛恨的并不是或并不单是他这个人，而最终是这个人之所以为这样的人的那个历史条件和道德伦理。这种对人性真实的刻画及其冲突的表现，也正是王国维之所以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是最深刻的悲剧的原因。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王国维在此对红楼梦悲剧的认知，虽然其研究的指向与上述我们引用的鲁迅的那段论述不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体认到，红楼梦所带来的新的艺术现象，都与作者对人性的深入体察紧密相关。
第二，书中恕道精神的表现，在于作者能够理解体谅那些有缺点的人。
赵国经、王美芳绘妙玉
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妙玉的刻画。第五回有关妙玉的判词有“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或者用第63回中邢岫烟的话来说，是“放诞诡僻”，“‘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的，在第50回被人称为“大菩萨”的李纨亦说“可厌妙玉为人”，可见这代表着很多人对妙玉的看法。
但就是这样一个性情怪异人人觉得讨厌的人，宝玉却给予了她充分的理解甚至同情，在第63回中，当邢岫烟当着宝玉给了妙玉上面一顿评价后，宝玉的一段话最能体现出宝玉对妙玉的理解和同情：
宝玉听说，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里，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个些微有知识的，方给我这帖子。”
宝玉对待妙玉的态度，最能够体现宝玉（亦是曹雪芹）的那种“恕道”精神：他能充分理解妙玉，能够理解妙玉的种种怪癖其实都是有原因的，不仅都是有原因的，而且是可怜的，再说，妙玉的种种怪癖，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大缺点，从其根本上，并不影响她是一个可爱的人，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宝玉的“恕”其实也是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
赵惠民制重工粉彩瓷板宝玉黛玉读西厢
在红楼梦中，宝玉不仅以“恕道”精神对待妙玉，举凡对一切有缺点的“好人”，宝玉几乎都给予了这些人物以充分的理解。例如宝玉对待薛宝钗、袭人、甚至薛蟠都是如此。
从“识人”的角度说，宝玉其实也知道她们的缺点，例如对薛宝钗的过于会做人，宝玉其实也是有微词的，又通过滴翠亭事件，也写出了薛宝钗一类会做人的人在深心里，是可能会有阴影的。对袭人也是，小说也通过秋纹和晴雯对袭人的嘲笑（“西洋哈巴狗”）批评了袭人那种媚上讨好的缺点。
但是，在宝玉的理解里，这些缺点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是当时社会文化规范的一部分，这些都不影响薛宝钗、袭人等总体上仍然是善良的天真的少女。
小说中对于恕的精神体现，不仅表现在贾宝玉一个人身上，其他好几个人物，都表现了这种“恕”的精神，例如袭人、宝钗（在“真”的精神上她们差一点），尤其是平儿，都体现出了这种宽广的“恕道”。
譬如薛宝钗能够理解黛玉，不计较黛玉的小性儿，能够体谅湘云的难处，与宝玉婚后能够理解宝玉对黛玉的思念等等，虽然这些可能也与她会做人有着关系，但这也并不都是表面功夫，更不是所谓虚伪，而是写出了宝钗对人的本性的某种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人的理解（“恕道”）。
袭人其为“钗副”，也是处处表现出了这种恕道精神，她无论是侍奉宝玉，还是和晴雯等丫鬟相处，都能够息事宁人，宽厚待下。这方面最突出的应该还是平儿。
赵成伟绘袭人
第52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孔雀裘”，以及第61回“投鼠忌器宝玉瞒赃，判冤决狱平儿行权”两回就集中地表现了平儿的恕道和善良，她先是为宝玉着想，再后来又为彩云、探春着想，真正如其名字“平儿”所喻，表现了她一颗“平准”处事的恕道之心。
也正是她的这种恕道，赢得了宝玉最高的赞美和尊敬，在第62回宝玉和平儿两人相互几次对拜，其实不仅因为他们是同一天生日，更是他们内心相互的敬重，这种敬重主要就建立在他们心中那种高尚的恕道精神的联系上。
红楼梦“恕”的精神的最后一种体现，就是对于有罪的“坏人”的宽恕（基督教的“恕”仅在此一点，而中国的“恕”或许比西方的恕更为宽广，它还包含了理解别人的难处，保留别人的体面，理解容忍别人的缺点等。）在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宝玉对待贾环的态度上。
小说中，赵姨娘和贾环是真正想加害于宝玉的人，但即便如此，宝玉的恕道精神也仍然施于他们，譬如贾环故意打翻蜡烛台烫伤了他，他却在王熙凤和王夫人面前说是他自己不小心打翻的，贾环诬告宝玉强 奸金钏儿致使宝玉挨打，袭人、宝钗、茗烟都知道此事是贾环在背后使坏，但事后宝玉对此事亦全不在意；在赵姨娘死后，作者也给予了她一定的同情。
这些都说明，天性纯良的宝玉即使对于处处想加害于他的人，也能以恕道之心相待。在第20回有一段话很好地表现了他对贾环的这种恕道心肠：“兄弟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饶这样看待，还有人背后谈论，还禁得辖治了他？”
戴敦邦绘贾环
也就是说，贾环本来就地位低下，我不指责他，还有人压制他，哪里还禁得住我去欺负指责他呢？宝玉的这种心肠，与前面他谈论妙玉的那段话所含的精神实相一致，都是一种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并忍让迁就理解同情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恕道精神。
红楼梦的这种恕道精神，使它写出了人性的真实，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更立体丰富的人物形象，打破了传统的写作旧套。但是有时候读者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即“美恶并举而无褒贬”（并非真无褒贬）的写法，似乎就像一种所谓“复调”的写法，可能会造成作者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倾向性有些不明，甚至留下很多似乎永远也辨不明的“公案”。
但究其底里，曹雪芹的红楼梦对待各种类型各个层次三教九流的人物，虽然秉持恕道，充分理解，但也并不是“和稀泥”，他还是有分辨的，有层次的，他赞美什么，批判什么，理解什么，在自己的心中也在小说中仍然有一杆秤在，只是比较含蓄深隐更需咀嚼罢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红楼梦的主题不是一个单一的主题，而是一种主题的体系。其中，解脱、色空的主题主要作为它的框架形式而存在，而它的“瓤子”则主要是围绕着女儿的“美、爱、悲”而展开，而“真”和“恕”作为一种灵魂或主题核心渗透于整个小说中。
民国初期烟草公司《红楼梦》广告画
这种“真”和“恕”的灵魂，不仅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创作手法，它同时也使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达到了极高的哲学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