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科技革命是以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革命。前三次科技革命是赋能，目标是拓展人的肢体能力，追求物质生产的自动化与最大化，其结果是将人类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和进入信息文明。第四次科技革命是赋智，目标是增强机器的感知力与判断力，追求物质与知识生产的自主化，这一发展过程将为人类实现劳动解放奠定物质基础，成为智能文明的缔造者。网络化使网络成为记录个人兴趣、追溯文化变迁、预测社会事件以及揭示社会境况等的新阵地。数字化使人的生活方式从购买有形实物向订购无形服务转变。智能化正在颠覆基于人与工具二分所建构的制度和法律法规。这样，当变革与颠覆成为未来发展的常态时，就迫切要求我们在深化智能革命的进程中，加强跨越传统学科的交叉研究，将曾经位于边缘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置于文明转型的中心，前瞻性地出台引导、约束和规范开发与应用赋智技术的相关政策，以此引领智能文明的健康发展。
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将会带来第三次商业浪潮。在前两次商业浪潮中，“标准化处理”的流水线作业使工人成为生产线的“螺丝钉”。“自动化过程”使机器变为生产线的“灵魂”，工人成为机器的看管者，导致人的去技能化和经济发展的再设计，涌现出第三产业。第三次商业浪潮是基于人机合作优势的“自适应过程”。人与机器彼此赋智，提高了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使人能够获得超强能力，并将人的知识与智慧沉淀到固定资产中，从而孵化出以数据、知识与技能为核心的创造型产业。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在拓展人机合作的商业模式时，治理能力、政策引导乃至个人素养跟不上科技创新的步伐，就会出现技术乱象和商业陷阱。因此，我们在借科技创新之力得经济发展之道时，首先需要确立“以治理促发展”的科技创新理念，以伦理关怀和法治建设为根本，积极探索规范人工智能开发应用的制度体系，在引导新一轮文明转型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慧。
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与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核心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直接相关。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展开，涌现出激光器、晶体管、核能等新技术以及量子化学、量子生物学、量子医学等新学科。到20世纪末，以量子密码、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机等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第二次量子革命，使量子纠缠、量子叠加态等奇特属性，像电磁波一样，成为宝贵的技术资源。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谷歌等科技公司纷纷部署发展量子科技，试图通过战略性投资来创造新的商机，通过借助量子资源为解决能源、健康、安全和环境等全球性难题提供方案。鉴于量子科技的基础性、通用性和革命性，从量子视域来重新看待世界已经成为共识。因此，我们需要为深化量子革命和推动量子产业发展，探索教育、科学、技术、工程和企业协同创新的一体化协作机制。
智能文明不仅是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文明，而且必须是植根于人文土壤中的文明。因为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可穿戴设备的普及，将会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物质环境，迫使人类必须面对“什么是人”的古老问题，展开关于人类未来的伦理拷问。这表明，向智能文明的转型，不是发展信念的转变，而是概念范畴的重建。如果说，早期人与自然的分离拉开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一个过程，是人类超越自然神话和开始拥有真理的过程，那么，重新守望自然性和踏上回归自然的征程所开启的“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则是人类超越技术神话和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是将人的生存环境从科技环境转向人文环境的过程。
一言以蔽之，明方向，辨大势，赢未来，智能革命正在使人类文明发生新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将全人类的命运绑定一起，而且呼吁人文关怀为科技创新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