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辛文房撰写的《唐才子传》是唐代文学研究的重镇，沾溉学林，居功至伟。宋代文学也相当发达，才子众多，但是千百年来，却没有一部《宋才子传》问世。由傅璇琮先生担任总主编的《新编宋才子传笺证》弥补了这一缺憾，它继承了《唐才子传》的编撰体例和方法，又自主创新，成就可观。
细读《新编宋才子传笺证》之后就会发现，该书在编撰体例和方法上对《唐才子传》有所继承，共同点比较明显。
其一，关于“才子”的定位。从文学史上看，为“才子”作传，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是首创，而其所谓“才子”主要是以文学名世之人，如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虽然都曾为官，其中元稹更官至相国，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主要是以诗、文名世，所以被收入“才子传”中。《新编宋才子传笺证》沿袭了这一标准，入选本书的“才子”也是定位于文学，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虽然都曾为官，如王安石位至宰相，但是他们主要以文学名世，所以列入“才子传”中。其他如周敦颐与胡瑗等人，也可称“才子”，但是他们主要不是以诗文名世，而以理学家、教育家名世，所以没有收入传中。显然，这是仿辛文房《唐才子传》的体例，将“才子”定位于文学范畴。
其二，将人物传记与诗文评融为一体。《唐才子传》中的多数传记由人物传记、作品及其他文献资料介绍、诗文评价几部分构成，如卷二《杜甫传》，先述其生平事迹，再及诗歌创作，后对其人其诗作出评价。其他人也大体是这种模式。《新编宋才子传笺证》主体上沿袭了这一体制，其主体也是由人物传记、作品及文献资料介绍、诗文评价几部分构成。如《王铚传》，先概述其生平行迹，并一一列出文献依据，然后对其诗文创作进行介绍和评价。其他人的传记也大都如此，师法《唐才子传》结构模式的痕迹明显。
其三，重视文献资料的搜集。《唐才子传》在介绍传主生平事迹的同时，重视文本资料和其他史料的搜集。如《皎然传》中记载，“贞元中，集贤御书院取高僧集上人文十卷，藏之……往时住西林寺，定余多暇，因撰序作诗体式，兼评古今人诗，为《昼公诗式》五卷，及撰《诗评》三卷……诗集十卷……”对其诗文的编辑和流传等文献资料作了清晰的描述，其他传记也多在文献资料上下了功夫。《新编宋才子传笺证》在文献资料上也下了大功夫，每叙传主一事，必有文献资料佐证，不仅欧阳修、苏轼等大家如此，其他人也是如此。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非常清楚。
必须说明的是，《新编宋才子传笺证》在编撰体例和方法上不是单纯因袭《唐才子传》，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之上多有创新。
其一，纲举目张，结构创新。《新编宋才子传笺证》以人物传记为纲，其下分条笺证为细目，印证人物传中所涉及的人和事，笔笔落实，坚实可信。但《唐才子传》中的传略、诗评以及著作流传介绍等则显庞杂，眉目不够清晰。
其二，《新编宋才子传笺证》中，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以集评为主，各种意见都得到客观展示，持论客观。如相比之下，《唐才子传》的传论部分则多是一家之言，主观色彩突出。如《新编宋才子传笺证》中关于王铚及其《四六话》的评价，先后征引《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之评，然后作出评价：“丁丙之言有所未妥，四库馆臣言四六文格卑弱，皆铚等导之，语亦过矣。而该书于四六文话上的权舆创辟，于格律技法的推阐人微，尤其值得重视。”持论中肯客观。反观《唐才子传》中的评论，明显缺乏这种征引之功，视野不宽。
其三，《新编宋才子传笺证》对“才子”行迹及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考订辨证，或纠谬，或补充，时有填补空白之处。如李正民传，论者皆据其《大隐集》中所收《知湖州到任谢表》《知洪州到任谢表》《知温州到任谢表》《知婺州到任谢表》诸表，断定他曾知湖州、洪州、温州、婺州，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今人编《全宋诗》与《全宋文》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对此皆无异词。而《新编宋才子传笺证》编撰者精考诸表内容，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料，考出此数表或为李光撰，或为李正民代李光撰，李正民本人从未知湖、洪、温、婺四州。又如王安中籍贯问题、孙觌为苏轼文集破禁问题等等，都经过精密考证，纠正谬误，还其本来面目。其他如张耒生年，有三种说法，《新编宋才子传笺证》编撰者根据元丰二年张耒谒见曾巩之时年方25岁，考定其生年应为至和二年（1055）；吴可，《宋史》无传，《宋才子传笺证》编撰者依据确凿之史料，不仅考出同时代有三个吴可，而且考出金兵南侵之后其人之经历及其文学活动。如此之类，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但是相比之下，《唐才子传》对文献资料的真伪及相关问题则缺乏应有的考证，时有舛误。
可见，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考察，《新编宋才子传笺证》一书既是对《唐才子传》学术传统的继承，又是在其基础上的自主创新，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具有示范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