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几乎妇孺皆知，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实，早在千余年前的秦汉时代，就已存在斗兽与射虎之风，由此产生众多青史留名的打虎英雄。如《史记·李将军列传》提到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射虎故事：“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唐卢纶《塞下曲》曰：“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此风至汉末犹存，吴大帝孙权就是其中的一位。宋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曰：“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此处“孙郎”即指孙权。
《张昭传》曰：“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尝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于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此处孙权虽曰“年少”，但应该也有二十余岁，可见本性难移，非一日之寒。张昭以托孤之任，尽忠职守，孙权不得不卖他的面子，然而热衷此道日久，不得骤废，只好采取了个折中的办法，由乘马而射改为乘车而射，而且是乘敞篷车，大概是为增加刺激度。若有兽犯驾，则仍可自方目间隙中“手击为乐”（但此处并非徒手而击，应为持剑之刺击），这样毕竟要安全多了。《吴主传》亦曰：“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
汉代帝王，多好田猎骑射之事。宫廷中有常设的竞技场和管理机构，观看斗兽表演也成为当时风行的娱乐活动。如《汉书·外戚传下》曰：“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婕妤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元帝嗟叹，以此倍敬重焉。傅昭仪等皆惭。”汉文帝、武帝及其儿子均有亲自骑猎，手格猛兽的记载传世，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武帝子刘胥“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但因“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
江东孙氏虽然出身低微，却也爱好游猎。如《孙策传》裴注引《江表传》曰：“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人所共知的神亭之战，是当时传世不多的骑战范例，孙策与太史慈高超的骑术也于此有所体现，如《太史慈传》曰：“时独与一骑卒遇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太史慈以骑射闻名，如其本传记都昌突围之壮举：“须明，便带鞬摄弓上马，将两骑自随，各作一的持之，开门直出。外围下左右人，并惊骇，兵马互出。慈引马至城下堑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毕，径入门。明晨复如此。围下人，或起或卧，慈复植的，射之毕，复入门。明晨复出如此，无复起者。于是下鞭马，直突围中驰去。比贼觉知，慈行已过。又射杀数人，皆应弦而倒，故无敢追者。”史称“猿臂善射，弦不虚发。尝从策，讨麻保贼。贼于屯里，缘楼上行詈，以手持楼棼。慈引弓射之，矢贯手著棼。围外万人，莫不称善，其妙如此。”甚至曹操也听说他的名声，曾流露招揽之意，但无果而还。孙策与太史慈单挑得以不分胜负，得以全身而退，可见两人骑射之术不相上下，惺惺相惜也就是理所当然了。值得注意的是，孙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这些人的骑术也应相当了得，而且透露出孙吴军队中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骑兵部队的事实。
太史慈英年早逝，临终之言，令人扼腕。而其子太史享，官至越骑校尉。汉制，首都卫戍部队有所谓“八校尉”，越骑校尉即其中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有司马、十二城门侯。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马。”关于“越骑”，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如淳曰：“越人内附，以为骑也。”晋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师古曰：“《宜纪》言佽飞射士、胡越骑，又此有胡骑校尉。如说是。” 如淳和颜师古以“越”为“越人”之内附者，甚是。晋灼以为“越”乃“材力超越”之意，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当然，晋灼之说也不是毫无道理，自古以来便有“北人乘马，南人乘舟”的习语。楚越之人以水战见长，不习骑射似乎是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认识。为《后汉书》作注的刘昭便持此论，认为“越人非善骑所出，晋灼为允。”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一六《前汉书》曰：“按骑非越人所长，似晋说是。”然而，“骑非越人所长”并不意味着越地就不存在骑兵部队。当时楚越多连称，盖指江淮以南。早在楚汉战争时，“楚骑”就曾留下过重要印迹。如《史记·项羽本纪》曰：“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如此生动的描写，不禁使人联想到数百年后的当阳之战，曹军精锐骑兵“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追击刘备的情景，乃有张飞据水断桥、赵云单骑救主的英勇事迹传世。陈寿称赞赵云：“强挚壮猛，并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欤？”可谓深得良史之笔法。
又如《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曰：“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击项羽之将项冠于鲁下，破之，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这是刘邦骑兵战胜项羽骑兵的例子，但从双方统帅出身而言，其实都是“楚骑”。项羽身边最精锐的部队，也都是“楚骑”。如《史记·项羽本纪》曰：“于是项王乃上马骑，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乃至最后剩下二十八骑，犹视汉军数千骑如无物，“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项羽垓下突围，东城快战，马战天下无双，然至乌江不得渡，堪称悲剧。孙吴部队中，不仅孙策、孙权等以“便马善射”著名，还有孙和、朱才“善骑射”，韩当、孙峻“便弓马”，以及鲁肃善射等记载。而且还有若干“骑士”记录，也说明骑兵部队的存在。如《孙策传》曰：“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隐于内厩。”《孙权传》曰：“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孙皓传》裴注引干宝《晋纪》曰：“此军人骑士，肄业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为之者矣。”《吴书·妃嫔传》曰：“孙和何姬，丹杨句容人也。父遂，本骑士。”另外，孙吴军队常有“步骑”连称者，显示其为步兵、骑兵混合编队，只是无从知道比例多少。
《史记》中多有关于楚人“骠勇轻悍”的记载，如《货殖列传》曰：“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这不仅是对楚地风俗的描写，也可理解为对楚地部队作战轻勇，兵锋僄急的形容。如《史记·吴王濞列传》曰：“上患吴、会稽轻悍”与《刘晔传》所谓“扬士多轻侠狡桀”的记述是相一致的。孙吴政权中不乏桀骜不驯的游侠之士，这种现象显然是与秦汉以来楚越之地风俗人情有着密切联系的。实际上，从孙氏父子的言行举止，便可看出其深受此风浸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自恃勇武，亲身犯险。《孙坚传》记孙坚之死：“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典略》曰：坚悉其众攻表。表闭门，夜遣将黄祖潜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英雄记》曰：坚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刘表将吕公将兵，缘山向坚。坚轻骑，寻山讨公。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物故。”
孙策也承袭父风，乃至攻笮融时“为流矢所中。伤股，不能乘马”。而孙策人生的悲剧性终结，也是因为“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终因伤重不治而英年早逝。孙氏父子军事生涯的突然中止，竟然都是在马背上，似乎并非偶然。这也可证郭嘉所论“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并非完全是附会之言，而是由孙氏父子性格和门风的总结概括中得出的可能性判断。裴松之以为郭嘉“料孙策轻佻，必死于匹夫之手，诚为明于见事。然自非上智，无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袭许年死，此盖事之偶合。”未免有些苛求，孙策“以袭许年死”固是意料之外的偶合，但“死于匹夫之手”却又在情理之中。
如前所述，江东孙氏本有骑射之风，第三代领导核心孙权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同时也将骑兵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孙权曾多次亲临前线，其帐下亲兵应当也包括骑兵部队，但从总的战绩来看，似乎并未发挥重要作用。如众所周知的合肥之战，孙权在拥有明显优势兵力的情况下，却被张辽等人以数百人组成的敢死队突击成功，最终导致大军无功而返。事见《张辽传》：“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
不过，孙权军队十万似有水分，虽然曹丕诏书也说“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但这毕竟是《魏书》的一面之词，本国史书夸胜讳败本是常事，如《武帝纪》所谓曹操在官渡时“兵不满万”云云，犹为无稽，后人驳之甚详。当时普遍存在虚报军功之风，乃有夏侯渊如实上报，曹操大为惊讶之事，见《国渊传》：“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迁魏郡太守。”但客观地说，吴军兵力占优应是事实，而且张辽与乐进、李典等人“皆素不睦”，显然不可能调动所有合肥守军。因此，采取少数精锐进行“斩首行动”，就成为魏军考虑的主要战法。
古谚有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这说明谋事固然在人，但能否成功，还需要等待时机。如果都像司马懿那样“畏蜀如虎”，龟缩不出，纵然孙、吴复生，恐怕也无计可施。但张辽比诸葛亮幸运的是，他遇到的对手是孙权，一个继承了父兄遗风，不但喜欢亲自乘马射虎，而且经常亲临前线，以身犯险的最高统帅。关键时刻，孙权的老毛病又犯了，孙坚、孙策在这一刻仿佛灵魂附体，以至于给了张辽一个立功的机会。有趣的是，从《魏书》的记载来看，此战发生在吴军所有部队尚未会合之时。而《吴书》有关记载，均无一例外地将此战系于撤退之时，孰者为是？如果从中立的角度来看，合乎逻辑的猜想是：吴军对合肥已经基本完成了包围，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发动最后的总攻。这或许与《甘宁传》所云“会疫疾”有关，又或许是吴军在等待后续部队的增援，以便积蓄足够的兵力完成致命一击。兵法十围五攻，吴军本不以攻坚见长（参见周瑜攻南郡之事），而合肥又是防御坚固的军事要塞，吴军攻城之迟缓也情有可原。但是，孙权在形势有利时头脑发热，又一次习惯性地亲身犯险，进入了魏军的攻击范围（也许是精心设计好的圈套？）。对此，孙权本人毫无疑问地应负主要责任，诚如孙盛所评论的：“夫兵固诡道，奇正相资，若乃命将出征，推毂委权，或赖率然之形，或凭掎角之势，群师不和，则弃师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惰；以致命之兵，击贪惰之卒，其势必胜。”孙权如此昏庸的举动，实在看不出像“孙武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孙权不晓兵法，不懂军事。不妨换个角度，若将此行为看成类似长期练习弹钢琴而产生的重复性机械动作，就比较好理解了。
关于张辽所选的敢死队，不太可能是“八百步卒”，而应有相当数量的骑兵。《甘宁传》曰：“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此处言“步骑”，其意甚明。也正是因为张辽所率多为精锐骑兵，才得以完成“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又“突围，拔出余众”的壮举。《张辽传》此处描写，似乎有意模仿《史记·项羽本纪》的行文风格，而后世如《云别传》所记赵云汉水之战，也可从此找到些许痕迹。孙权在张辽突击之下，情势危急，堪比渭水之战时的曹操。而吕蒙、蒋钦、凌统、甘宁等人，则扮演了许褚的角色，如《凌统传》曰：“时权撤军，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捍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权既御船，见之惊喜。”《江表传》曰：“权乘骏马上津桥。桥南已见撤丈余无版。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但其时孙权虽然狼狈不堪，但毕竟给魏军留下了“便马善射”的形象。《孙权传》裴注引《献帝春秋》曰：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仅就这场小规模的遭遇战而言，双方兵力相差不大。但一则疏忽无备，一则有备而来，胜负可想而知。虽然孙权损失了少量精锐部队，主力仍在，但更严重的后果是士气由此大为低落，导致兵无战心，撤军已是必然之事。《贺齐传》裴注引《江表传》曰：“权征合肥还，为张辽所掩袭于津北，几至危殆。齐时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权既入大船，会诸将饮宴。齐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诫。”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谨以刻心，非但书诸绅也。”这说明孙权此时终于对自身的一贯危险举止有所省悟，其时类似的话张昭早就告诫过他，然而事非经过不知难，成长总要付出代价。
从那以后，孙权似乎确实大为收敛，痛改前非。但也许是补偿心理的驱使，使其将这种战场上的不自由和不得意又转而发泄在游猎中。于是在合肥之战后不久，孙权又弃用射虎车，再次“乘马射虎”。如《吴主传》曰：“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汉代流行相人之术，《孙权传》记刘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识之。”或许孙权确实命不该绝，然而能够悬崖勒马，知错就改，才是这位吴大帝得以高寿终老（七十一岁）的主要原因。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信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