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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huozm32831 执行加亮操作(2019-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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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给大家安利过不少有关抢劫的犯罪片,其中根据真实的奇葩事件改编的就有不少。比如“快银”埃文·彼得斯主演的《美国动物》,说的是几个学生化装成老大爷,去图书馆抢劫珍贵书籍,结果全员被逮个正着。这个案件也一度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蠢的抢劫”。但相比之下,历史上还曾发生过一起更加匪夷所思的抢劫案——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两个罪犯在银行劫持了四名员工作为人质,之后在保险库中与警方僵持了长达6天。但当几名人质最终被解救之后,居然没有人愿意出庭指证挟持他们的犯人,反而还为几名罪犯众筹,帮他们打官司……经过精神病专家的分析,人质出现反常行为,是因为在被囚禁期间,产生了一种与绑架者建立心理联盟的生存策略。即便这些人质表示自己并没有受到伤害,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精神疾病,就是大家熟知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而今天要聊的这部《斯德哥尔摩》,正是根据1973年的那起抢劫案改编而来。影片的主演阵容,可谓让人无法忽视——伊桑·霍克扮演的是发动抢劫的男主,他在片中的造型是这样的;而海报上被他劫持的女主,扮演者是劳米·拉佩斯。她正是瑞典版《龙纹身的女孩》女主角,这次变成了手无寸铁的人质。整部影片的故事,就紧紧围绕原型事件中的抢劫案展开。电影开头,男主大摇大摆地在银行大厅连开数枪,赶走了所有路人,留下了几名银行员工。他没有立刻洗劫银行的金库,而是不慌不忙地让女员工比安卡打电话报警,要求警长立刻到达现场。原来,男主的真正目的,是要求警方释放正在服刑的朋友贡纳尔。警长为了稳定住局面,只好把贡纳尔带到了现场。他原本给贡纳尔提供了丰厚的条件,让他劝男主赶紧投降。但没想到贡纳尔一到现场,就跟男主狼狈为奸,参与到了绑架人质的犯罪行动中。所以,男主很快成了这场劫案的掌控者,一会儿要求警方为他们准备跑路的车,一会儿又跟瑞典首相通话,威胁对方批准放他们逃走,否则就要枪杀人质。一时之间,警和匪陷入了僵持的局面。媒体和路人纷纷围堵在银行四周,没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银行里劫匪和人质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在之后的剧情里,影片通过女主比安卡的视角,详细刻画了她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过程。一开始,她对男主的印象只有恐惧,害怕他一激动会伤害自己。但冷静过后,比安卡发现眼前的劫匪有点不太一样。男主在掌控局面之后,立刻给人质们松了绑,还各种关心问候。到了晚上,男主发现比安卡想念孩子,甚至破例允许她往家里打了一通电话。后来,比安卡认出了男主的身份。他名叫拉尔斯,曾经因为抢劫案上过报纸。在那场抢劫中,拉尔斯因为对方心脏病发,就中途终止了抢劫,还亲自跑去药店买药,救回了一条人命。在比安卡看来,拉尔斯虽然做了很多坏事,但不是一个彻底的坏人。他只不过是“由于种种原因,被迫走上了抢劫的不归路”。而通过以上观察,比安卡渐渐对两个劫匪,从恐惧变成了同情。相比之下,她认为银行之外的警察和首相,才是邪恶的大boss。要不是他们插手,人质们这会儿估计早就平安到家了,而不是像当下这样,随时可能在警匪枪战中躺枪。其实这个时候,比安卡和其他人质已经与劫匪产生了心理联盟,认为只要男主他们安全,自己作为人质也会安全。所以到了后来,她和其他人质一起,开始想办法帮助劫匪逃出银行。他们发现警察在监听,就配合男主他们演戏,假装人质遭受了饥饿虐待;又用苦肉计,让男主当着警察的面,朝穿着防弹衣的比安卡开枪,以此让事态更加严重;甚至还主动摆出“被逼上吊”的姿势,帮着男主他们威胁警察不要凿洞放催泪弹。警察这边着急得团团转,但实际上人质们一直在跟劫匪“谈笑风生”。也就是在“耍警察”的过程中,比安卡还与男主擦出了火花……可以说,从最初的恐惧,到后来的同情,再到主动帮助逃跑,案件中的人质已经对劫匪产生了心理依赖。几经尝试之后,警方也查到了男主的真实身份。根据他过去“给受害者买药”的经历,警方断定人质不会受到伤害,于是立刻用催泪瓦斯控制了现场。影片的结尾与真实事件一样,警方最终逮捕了两名劫匪,解救了所有的人质。电影与真实事件中的逮捕画面 正是这起案件,催生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词,也引发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学家的热烈讨论和研究,试图解答人质的整个心理变化。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8%的人质可能会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说,像斯德哥尔摩案件中的人质那样,对加害者屈服、依附、依赖,并加以帮助的人绝非个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精神疾病不仅仅局限在绑架案中,也并非“心理强大”就能避免被洗脑。事实上,只要人们处于力量对比悬殊的处境中,就会出于生存本能,产生一种防御机制。比如集中营里的战俘、遭受家暴的妻子,经常因为得到了加害者给予的小恩小惠,就会不自觉将遭受的虐待“合理化”。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确实证实了——人类可以被“驯养”。除了斯德哥尔摩事件,世界各地也都曾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案例,而且不局限于绑架事件。比如1977年,一个叫科琳·斯坦的女孩,被一对夫妻绑架。他们将科琳困在一个只容得下一人的木箱里长达七年。这期间,科琳被迫过着性 奴般的生活。到后来,即便她获得了自由出入的权利,甚至可以回家看望母亲,她都没有试图摆脱控制,每次都乖乖回到盒子里,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这个故事后来还被改编成了剧情片《盒子里的女孩》,不过影片的质量差强人意。类似的案件国内也有,比如2011年轰动全国的河南洛阳性 奴案,罪犯李浩就在地窖囚禁了数名年轻女孩。经过他的洗脑和允许上网、看碟的小恩小惠,被囚禁的女孩们纷纷出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不仅毫无反抗之意,而且还会因为李浩的“宠幸”相互妒忌,大打出手。即便之后她们被警察成功解救,也依旧在尝试袒护李浩。但不论李浩在囚禁女孩期间,给予了她们何种程度的“自由”,都不能改变他故意杀人、强 奸、非法拘禁、组织卖淫的事实。同样的,在1973年的斯德哥尔摩事件中,即便劫匪之后收到了不少女粉丝的追捧,还一度被网传,娶了其中一名女人质做妻子,也都不能改变他们犯罪的事实。不论这些罪犯的人格有多少魅力,在施暴中露出了多少人性善良的一面,都不能成为我们“追捧”罪犯的理由。在今天聊的这部《斯德哥尔摩》里,导演也使用了不少情节,来刻画两个劫匪的愚蠢和整个故事的荒诞性。虽然影片并不完美,但在看似轻松诙谐的故事背后,成功提醒了每个观众——与其去关注某些匪夷所思的犯罪事件本身,不如去认真思考,它们荒诞表象背后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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