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德国史是一部发生革命性巨变的历史。世纪之初（1806年），古老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军队的铁蹄摧毁；在战胜拿破仑之后，德意志邦国君主于1815年成立了一个松散的德意志邦联。1848年，被压制多年的民族统一、民主自由与民生运动一起爆发为全德规模的革命运动。由于革命任务的繁重、封建君主的强大，革命最终失败。但在政治革命失败的同时，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革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1864-1871年，经济与军事实力雄厚的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统一之后，德国在经济、军事与科学技术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强国。但在1890年后，德国又走上了帝国主义扩张道路，为其在20世纪初陷入战争与崩溃埋下了伏笔。
在政治、经济革命酝酿与爆发的同时，德国还发生过许多穿插其间、与它们互为因果的其他社会与文化革命，而“阅读革命”就是其中之一。“阅读革命”的发生，折射的首先是时代的剧烈变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新思想的传播、民族危机的加剧、革新与保守之间的对抗、新知识的发现与传播、新技术的发明与推广、新生活的诱惑与挑战，所有这一切都刺激着德国人的神经。他们既需要通过出版物发出自己的心声，又需要通过阅读获取各种信息。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培代认为，这场“阅读革命”发生在1800-1870年之间。相关数据显示，在1800年前后，德国不阅读者与阅读者的比例是3∶1；到1870年，这个比例则反过来了。在19世纪，德国的阅读者群体从少数城市文化上层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阅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以前反复阅读少数书籍（主要是圣经）到广泛阅读与浏览各种各样的书籍与报刊。而三百年前的宗教改革也给19世纪的德国阅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研究表明，德国北部的阅读率比南部要高得多，原因是北部多新教徒，南部多天主教徒。新教徒更为重视圣经的阅读，识字率与阅读能力也因此要比天主教徒高。
“阅读革命”的发生，也体现在书籍出版种类的迅猛发展上：据统计，1805年德国出版图书4181种，1843年达到14039种。虽然在世纪中期一度下降，到1879年才超过1843年的水准，但此后又快速上升，到20世纪初的1913年，上涨到了34871种。以单种出版物的篇幅与印数为例：19世纪德国最为著名的百科全书《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1809年第1版只有6卷本，印了2000册；1818-1819年的第5版内容扩充到10卷本，印数上升到3.2万册；而1865-1868年的第11版（15卷本）就达到了30万印册。
图书出版的迅猛发展也得益于印刷技术的革命。1820年以后采用的新型印刷机每小时可印5.67万页。这种新型印刷机，普鲁士在1820年使用516台，1848年增加到1275台。另一个促进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因素是法律保障的完善。相关法律的颁布与实施，一方面打击了盗版，保护了作者与出版社的版权；另一方面又打破了少数出版社对版权的永久性垄断。1837年，普鲁士实施了出版物的30年版权保护。1845年，德意志邦联也推广实施了30年版权保护；1866年，又实施了作者终身以及身后30年的版权保护。1867年，北德意志联邦则宣布1837年11月以前出版的印刷品版权到期作废。也就是说，自1867年起，出版社的“永久性版权”消失。其直接影响是，原来由出版巨头科塔出版社垄断的经典作家（如歌德、席勒）的全集都可以被其他出版社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推向图书市场。例如，莱比锡的雷克兰袖珍书出版社就推出了自己的《歌德全集》，以《浮士德》作为第一册，价格20芬尼。1871年以后，德意志帝国继承了上述出版法律。另外，1869-1871年实施的营业自由法，也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
“阅读革命”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新闻业或报刊业的崛起。相比较于书籍，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更加热衷于新闻报刊的阅读。有数据表明，早在19世纪初，约有半数成年男性属于报刊读者。日报的总印数达30万，约有读者300万，期刊有50万读者。在当时，日报与期刊之间还没有明确的界限，有的日报起名为期刊，有的期刊则自称是报纸。在1848年革命爆发的前三十年，新闻业受到德意志邦联的严厉压制，一些抨击封建专制的报刊被禁止（如青年黑格尔派的《德意志年鉴》、1842-1843年由马克思主笔的《莱茵报》），其作者与编辑遭到迫害与驱逐。1848年革命爆发后，各种政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统计，此期间德国有260家新出版的报刊，但在革命失败后又几乎完全消失。新闻业是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场合。例如，普鲁士保守派创建了著名的《十字架报》，天主教组织创立了自己的《科隆报》等报刊，民族自由党有《德意志汇报》，工人阶级的报刊则有《社民党人报》与《前进报》。1864年起，德意志邦国相继取消了出版物在出版前的内容先期审查，1874年德意志帝国最终在全德范围内取消了先期审查，这些措施也促进了报刊业的蓬勃发展。
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把热情投入到非政治领域，家庭生活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家庭生活期刊成为德国人阅读的新宠。最为有名的是1853年在莱比锡由凯尔出版社首次出版的《园亭》杂志，初版只有5000印册，到1861年就成为全德第一家突破10万印册的期刊，1875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38.2万册，受到不同阶层、性别、文化程度与年龄层读者的欢迎，读者最多时达三四百万人。《园亭》是精心设计的供全家庭阅读的“文化套餐”，内容丰富多彩，有连载小说、报道、政论文章、读者信箱、特殊栏目，并配有精致的钢板雕刻的插图。《园亭》在德国出版史与家庭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受到了后期多种家庭期刊的模仿。为这些家庭期刊写稿成为众多作家的谋生途径，19世纪许多著名德国作家是以为报刊写连载小说而起家的，著名作家冯塔纳就有两部小说首先是以连载方式发表在报纸上，然后再成书出版的。
有些家庭期刊由私人购买后在家中阅读，而大多数人会选择在图书馆的阅览室现场或借出后阅读。事实上，出于出版物昂贵的价格以及交流读后感的需求，与同城市民共享书籍报刊的读书方式早在17、18世纪就以“读书会”的形式出现。19世纪初，读书会进一步发展，尤其是1815年以后大多数读书会转化为社团协会，取而代之的是读书室、公共阅览室以及商业的大众“借书馆”。
这里有必要着重介绍一下“借书馆”。它不同于一般的图书馆，是一种向借书者收取费用的读书服务机构，会专门针对读者的需求及时购买各种新近出版的书刊，因此也可称为“借书店”。据统计，1875年，德国拥有970家正式的借书馆，非正式的约有4000多家，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家借书馆。借书馆也是出版社推销新书的主要客户。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社初版的文学作品一般不超过800册，基本上预设每个借书馆购买一本。通过借书馆阅读的读者非常多，占全部德国读者的90%，这些读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研究证明，他们中40%是手工业者与商人，20%是女性，15%是中学生，11%是工人，9%为官员。借书馆如此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当时的国民收入较低。只有极少数上层社会成员能够随心所欲地买书阅读乃至拥有一个私人图书馆，许多中产阶层也必须依靠借书馆来满足自己的读书需求。对于广大的社会底层来说，甚至有限的借书费用也是难以承担的家庭开支。有研究表明，工人借阅的主要是娱乐性或消遣性读物。此外，社会下层接触到书刊的另一途径是一种类似中国过去的“小货郎”的兜售书商。这些小书商走街串巷，兜售各种畅销期刊、廉价版的经典作家作品、连载小说（主要是关于强盗、骑士、侦探的小说），他们把质量高低不等的读物带到千家万户。
总而言之，19世纪德国的“阅读革命”无疑提高了德意志民族的集体文化素质。其中有国家、政党、社会组织、出版家、作家与记者的贡献，也有印刷技术与其他各种技术革新、大小书商逐利行为的连带效应。“阅读革命”与其他领域的“革命”互为因果、密不可分，推动了德国社会各阶级及阶层的文化融合与现代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形成，也推动了19世纪德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