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轰炸机”来了。
德国人克林斯曼，北京中赫国安队主教练施密特的“前辈”，被中国球迷熟知是因为“金色轰炸机”那段叱咤足坛的风云年代。
但克林斯曼出现在中超赛场并非巧合，尤其是在国足正处于寻觅新任主帅的敏感时期。
在距离9月5日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开赛日只剩5个月时间、中国足协需要尽快确定国家队主帅的重要节点，克林斯曼的出现无疑为中国足协提供了一种选择——据记者了解，德国人与国家体育总局高层的会面，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寒暄”阶段。
2002年6月4日，中国足球首次踏上世界杯决赛圈的赛场。本文图片均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刘占坤/摄
“足球外交”已然发力
但这一切可能性目前只是“可能”，双方的意愿将决定事情进展速度，而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面对即将到来的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已经开始“发力”。
4月6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中国足协代主席杜兆才，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第29届亚足联代表大会上当选国际足联理事，这意味着，中国足协可以更加直接参与亚足联和国际足联事务决策，“吸收更多资源以帮助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
虽然杜兆才退出了亚足联东亚区副主席的竞选，但“国际足联理事”掌握的实际话语权，远远大于“亚足联东亚区副主席”，在竞选结束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杜兆才表示，国际足球事务当中应该有中国的声音，中国足球发展需要国际视角，“力争通过申办工作带动中国各地足球基础设施建设、场地建设和文化建设以及青少年足球和社会足球的发展”“努力申办2023年亚洲杯赛”。
在国际足联和亚足联拥有“话语权”的重要程度，可以在一定层面上起到帮助球队达成阶段性目标的作用。
2016年11月15日，2018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12强，中国队0比0卡塔尔。主教练里皮对平局不满意。
国足2002年踏上日韩世界杯赛场，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尝到世界杯的“甜头”。无论哪个国家，传统足球强国抑或足球“小国”，“打进世界杯”从来都是一项系列工程。
中国足球在2002年打进世界杯的辉煌，既少不了米卢带领球队一步一个脚印“赢下该赢的比赛”，亦少不了当时担任亚足联竞赛委员会主席张吉龙的“足球外交”：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竞赛委员会确立的“同档不同组”抽签原则保证了国足能够避开日韩之外亚洲最强的伊朗队，这使得国足进军日韩世界杯的胜算进一步增加。
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足球的“封闭”与“自大”令人心寒，而在有意识重视“足球外交”、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以来，尽管国字号球队战绩仍然糟糕，但中国足球的整体进步不容忽视，中国足球已经可以站在一个国际化的平台上来推动自身发展。
杜兆才不是中国足协第一位国际足联理事，2017年5月，张剑（现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作为中国足协代表当选国际足联理事会委员，进入国际足联决策层，已经是中国足球外交的重大胜利，在两年任期之内，张剑为中国足球所作的努力不容忽视——有业内专家认为此次杜兆才顺利当选国际足联理事，与张剑任期内的努力工作不无关系。
2002年6月4日，韩日世界杯中国队首场比赛对阵哥斯达黎加，米卢在场边着急。
“世界杯”申办不易
毋庸讳言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在“足球外交”方面发力的指向性相当明确：申办世界杯赛。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大目标，其中中期目标为“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远期目标则为“中国成功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男足打进世界杯，进入奥运会”。
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公布4年之后，中期目标“基本达标”：
得益于校园足球的衬托，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推动，结果是国内接触足球的青少年数量猛增，而男足连续两届亚洲杯赛进入前8，成绩也确实“及格”，至于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这一点中超联赛甚至接近“满分”。
一周前亚足联官网刚刚更新会员协会联赛排名数据，中超联赛总分100分超过卡塔尔联赛（98.275分）排名亚洲第一，韩国K联赛分数90.197分排在第三，伊朗联赛89.622分排名第四，日本J联赛85.843分排名第五——其余各成员联赛分数都在70分以下，显然没有实力和潜力与中超展开竞争。
2004年亚洲杯决赛，中国队1比3负于日本队。
中国足协的眼下任务：一是巩固来之不易的“中期目标”成果；二是尽快完成“远期目标”：申办世界杯赛，男足打进世界杯，进入奥运会。
杜兆才当选国际足联理事，对于中国申办世界杯赛无疑是“利好”消息，但申办世界杯，显然比“打进世界杯”难度更大。
去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宣布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三国将联合承办2026年世界杯赛，“三国联办”开了世界杯赛先河，这也符合“扩军”实际需求（2026年世界杯决赛圈将有48支球队参赛），留给中国足协提出可行性申办申请的，只有2030年世界杯和2034年世界杯。
2030年世界杯申办竞争对手实力极强：南美4国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已经组成联合申办团，而英格兰则希望联合英伦三岛国家共同申办（据英国媒体消息，申办计划将于今年公布），此外，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也有参与申办世界杯竞争的打算。
至于申办2034年世界杯，也需要中国足协提前做好铺垫，而申办2023年亚洲杯赛（本届亚洲杯赛申办国家为中国和韩国），正是未来申办世界杯赛的重要跳板：
国际足联和亚足联需要中国这样有足够能力的大国，推动和发展足球这项运动——尤其足球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下降的隐患，已经有所显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体育活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传统的足球强国，同样面临着“让孩子重新回到球场”的严峻问题：天文、地理、历史、音乐、美术、数学、文学对孩子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这些高质量的“基础学科”让家庭和孩子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而新兴的“电竞运动”更是将大批可以在绿茵场上奔跑的孩子锁定在手机和电脑面前，如果国际足联对此无动于衷，世界杯核心竞争力的“贬值”危机近在眼前。
靠谁也不如靠自己
因此“打进世界杯”和“举办世界杯”相比，似乎是更容易做到的事情——想打世界杯，外界铺路必不可少，但最终还要国足自己争气。
问题就此回到国足身上。
“中国杯”两连败之后，“士气”是国足回归正轨的第一要素——今年打完亚洲杯赛的1985年出生的“黄金一代”胜在经验，但体能和锐气均大幅下降，不再适合面对节奏越发加快、赛程更加残酷的世界杯预选赛。
1995年出生的球员刘奕鸣、邓涵文、高准翼、姚均晟、刘洋、刘军帅将要担起重任，而即将随荷兰人希丁克征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预选赛1997年出生的球员郭全博、张玉宁、杨立瑜、高天意、林良铭，也会是未来国家队出征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的重要补充力量。
而中国足协最多也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来确定新任国家队主帅了。
国际足联赛历显示，今年4月和5月没有国际比赛日（5月23日波兰U20世青赛开幕，中国国青已经连续7届无缘世青赛决赛圈），6月的国际比赛日为6月3日至6月11日，中超联赛已经在6月1日第12轮联赛之后空出“档期”直至6月14日的第13轮联赛，以保证国家队安排集训热身——在6月国际比赛日之后，国足很难再有时间安排正式热身赛，而9月2日开始的国际比赛日，国足就要正式踏上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征程。
换句话说，国足在9月之前只有6月2场热身赛可打，中超联赛好不容易“挤”出来的时间用于集训显然还不能让球迷放心。
今年6月，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将正式宣布卡塔尔世界杯是否扩军，对于国足而言，把希望寄托在“卡塔尔世界杯确定扩军”还有风险。从最近两年亚青赛、亚运会和亚洲杯一系列亚洲最高等级赛事的表现来看，即便亚洲区能够在扩军后拿到8.5张门票（第9名参加附加赛），国足也存在失手的可能性。
里皮离开国足并不突兀，中国足球需要反思的，是不再“把希望寄托在神仙和奇迹身上”——足球世界里“神仙”级别的球员和教练屈指可数，中国足球的实力还无法与之匹配。
里皮也好，卡纳瓦罗也好，希丁克也好，克林斯曼也好，短时间内均无法让国足“跳级”成为亚洲前四强队。
至于如何达成“打进世界杯”的宏愿，“拔苗助长”不如“水到渠成”，让“中国足球”卸下包袱回归正常，总不会让中国足球变得更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