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多妻制作为奴隶社会的产物，贯穿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始终，可以说，中国一夫多妻制的历史像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一样漫长。由于中国的封建时代相对于其他国家更漫长，封建社会的种种社会现象也更为典型。一夫多妻制，到了中国明清时代，已经发展到了典型、完善，甚至左右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程度，其影响之深、之重，之久远，在世界文明史上罕见。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中，较为典型地表现了一夫多妻制在明清时代的表现形态和影响。恩格斯说：“事实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只有占特殊地位的人才能办到。”曹雪芹生活的时代———18世纪的清王朝仍盛行着蓄奴制，一夫多妻尤为普遍。其作品中着重描写的“赫赫扬扬”、“钟鸣鼎食”的贾门宁荣二府，自然也绝无例外。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贾府老少男子一夫多妻的实例，可谓俯首即是。由于宁荣二公逝世久远，事迹淹没，作者没有写到他们的一夫多妻情况，所以我们从宁荣二公第二代的贾代化、贾代善谈起。虽然着墨不多，却有迹可寻。如第五十五回中，探春就曾问过吴新登媳妇：“我且问你，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这至少说明贾府从第二代开始就纳妾娶小了。
第三代“文”字辈，长门宁国府的贾敬是个例外。此人一味好道，想当神仙，享受物欲又图长生，吞金服砂，剂量过多，最后死在玄贞观。作者没有提及他有无妻妾，这在贾府里是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但二门荣国府里贾赦的所作所为比较典型———正如贾母气愤时所骂：“官儿也不好好当，成天在家跟小老婆喝酒”。他荒氵㸒无耻，虽年近花甲，子孙满堂，仍凭借有钱有势欲逼使贾母屋里的侍婢鸳鸯为妾。只是由于鸳鸯誓死不从，贾母在日常生活中也离不开她，才未得逞。贾赦到底有多少妾小？用袭人的话说“：这个大老爷，真真太下作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因此，我们很难精确得出贾赦到底有多少妾小。即使是“人品端正”“、风声清肃”的贾政，也不会脱俗，谁都知道，探春和贾环的生母赵姨娘，平日无声无息的周姨娘都是他的小老婆。
第四代“玉”字辈，宁国府的贾珍平日里“问柳评花”，与儿媳秦可卿不明不白，勾引玩弄尤氏姐妹荒氵㸒无耻，日常生活中，还有名正言顺的佩凤、偕鸾、文玉三个年轻的小妾收在房里。荣国府的贾链，也是一条氵㸒棍。先前，王熙凤为了拢络他，把自己的丫头平儿收为他“屋里人”。后来，贾赦“又将屋里的一个十七岁的丫头名唤秋桐的，赏他为妾”。特别是他和鲍二媳妇的暧昧关系，他还偷偷骗娶和占有了尤二姐，使这两个女子最终都因他而非命，可谓名符其实的“一妻二妾三房小”了。
贾府在选妾、置妾的问题上，不仅长辈可以为晚辈任意选妾、定妾、购妾，妻子也可以为丈夫讨妾，甚至晚辈也可以为长辈寻妾，还可以把自己的侍妾转赐给儿子。这些，在《红楼梦》里，都作了深刻的现实主义描写。可见，在贾府一夫多妻的现象，已经是一种普遍的、公开的、合理合法的存在了。
那么，当事人对一夫多妻制是什么态度呢？这里仅从贾宝玉这个作者着力塑造的带有近代人文主义萌芽思想和对封建时代的种种弊端有着某种逆反心理的少年男子身上，就可以看到一夫多妻制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宝玉与屋里人袭人的关系很为特殊，袭人与宝玉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主仆关系的界线。袭人在怡红院中是个“不上不下，主不成主，奴不成奴，身份未定，而又权势在握”的人物。她原为贾母侍婢，深得贾母喜欢，因贾母溺爱宝玉，遂与了宝玉。宝玉与袭人“初试云雨情”之后，他待袭人自不一般，在宝玉心中，袭人已经是怡红院里不是主人的主人了。不仅一切饮食起居和“内政外交”交由袭人安排，更在“情切切良霄花解语”、“娇箴宝玉”两节文字中，对袭人许下“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这样确定两个人夫与妾关系的话来。到后来，宝玉虽然口中只有黛玉，心中又有宝钗，对林妹妹的爱情甚至到了痴狂迷乱的程度，但是在女人问题上妻妾问题上，他的行为规范却始终没有偏离过贾家男主子的身份。至于宝玉房里其他的丫头，诸如晴雯、麝月等，虽只是丫头，但在作品中也有流露：如果家事没有变故，似乎这些丫头都可以顺利地作上宝玉的姨奶奶了。
可见，宝玉对于一夫多妻制，不但从未有过否定、抵触，甚至从来也没有过怀疑，却大有乐此不疲之势呢。
宝玉尚且如此，贾家的其他男人对一夫多妻制的认同与习惯，就更可看出明清时代一夫多妻制在男人心中的理所应当，合理正常甚至是一种荣耀与成为一种身份的显现了。
再看《红楼梦》中女性对一夫多妻制的态度：
贾母，作为贾府的老祖宗，作者是有意把她塑造成通情明理、豁达慈祥甚至开明的老太太的，即便如此，她仍在积极地为宝玉寻妾，为与鲍二媳妇胡混、偷娶尤二姐为妾的贾链开脱，用“哪的爷们没几个这样的事”来教育王熙凤，整个儿的一个“好男占九妻”的思想。
王夫人，虽将赵姨娘等视为眼中钉，却也无可奈何。邢夫人，更是为讨好男人而在逼鸳鸯作妾的情节中充当了近乎无耻的角色。
凤姐儿，这个在荣府中主持家政集家中财权物权于一身的总管，也逃不掉男人寻花问柳，自己即使挣扎也改变不了现实的命运，即使她最后使用了毒辣的手段，间接逼死了尤二姐和秋桐，在表面上，对于丈夫纳妾，她也不得不曲意逢迎，甚至亲自出面把尤二姐接到家中。
再看宝钗和黛玉这两个贵族少女对一夫多妻制的态度。
虽然袭人的地位从未正式公开过，但在荣国府里，上自贾母，下至袭人的嫂子多姑娘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社会观念的支配下，男主人对女婢性的占有是合法的，不是越理，似乎就如吃了自家碗里的一块肉一样自然。宝钗和黛玉，也和其他女性一样，从未表示过异议。宝钗，作为在修身处世上恪守封建道德的淑女的典型，又出于笼络袭人的目的，她对袭人这个贾宝玉的“妾”表现出了异常的接近和亲热；黛玉之于袭人，也从未像对宝钗、湘云等人那样产生过嫉妒，黛玉从未将袭人视为情敌，因为在黛玉心里，袭人不是她的竞争对手，构不成对她的威胁，因而既便宝玉与袭人的关系发展到了肌肤相亲的程度，黛玉竟也从未对此有过不快的表示，也就是说，连这个作者喜爱的、赋予了她真实、自然、较少如宝钗一样被封建时代严重异己的少女，也把妾视作家庭生活中的正常的一个成员接受了。
一夫多妻制作为一种经济落后时代的产物，毕竟是一种时代的糟粕，这种制度，是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形态的集中体现，它决定了女子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处于从属的依附的地位，也给处在这种复杂微妙的地位的妇女个体造成种种不幸和灾难，使一代又一代中国妇女受尽了辛酸与凌辱。
《红楼梦》是18世纪中叶的产物，时当清王朝乾隆初年，其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上层建筑体系已相当完备，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但一切事物都有物极必反的发展趋势，一夫多妻制也和封建时代的其它社会现象一样开始出现另一种趋势———尽管在贾府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中，一夫多妻制的地位丝毫没有被动摇、被怀疑，但毕竟在大观园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出现了以宝玉和黛玉为代表的男女双方自主寄托爱情的一种萌芽，不管它多么弱小，不管它还有多少先天的桎梏与不足，不管它最后的命运多么凄凉，毕竟，那是爱情的曙光，一种渴望自由自主平等的两性关系的曙光，一种近代意义上人文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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