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我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被分配到逻辑组工作，时任组长是金岳霖先生。60年代初，干面胡同高研楼落成，金先生和一批学部专家搬进去居住。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金先生家去问学或办事，那时逻辑组常有一些小组学习会，也在金先生家召开。逻辑组有些人是原来清华的学者，在学习会上也会谈到钱锺书先生知识渊博，聪慧过人。当时钱先生也住在这幢楼里，有时就会在干面胡同口碰到他。那时的钱先生比起金先生来，要年轻许多。钱先生戴的是贝雷帽、黑边眼镜，上衣是深黄色呢子的翻领装，看上去气质独特，走起路来风度翩翩。我们这些刚步入学术殿堂的青年，见了他不免有点仰慕之情，因为不认识，也就无缘请教！
1972年，我们都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学部。此时，住房方面也产生新的变化。许多无房户和单身汉也在学部大院内蜷宿下来，学部大院一时就成了一个住家属的大杂院。过了不久，我记不清是什么时间，有人告诉我，钱锺书先生和夫人杨绛先生也搬来了。他们住的是七号楼最西边底层的一间。恰巧，这间房子的北窗和我住的八号楼一间南窗相对，中间只隔一条不宽的水泥路。
当时我母亲从家乡来帮助我们一家五口做家务，每次她做好晚饭后，小孩还在外面疯玩，她总是拉着嗓子用道地的无锡话喊：“阿宝、阿毛，快转来吃夜饭嘞！”
渐渐地时间长了，钱锺书先生夫妇听出我们是无锡人，在晚饭后也就主动走过来和我们拉家常，有时逗逗孩子，讲讲无锡话。望之俨然的学者，其实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钱先生和杨先生都生长在无锡的大族，书香门第，我是知道的。特别是钱锺书先生老家住城内七尺场东头，我有一个舅家亲戚住七尺场西头，我在上中学和在无锡工作时，经常要经过钱宅去看亲戚。因此，对钱家的情况也就略有耳闻。钱锺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是著名的文史专家，叔叔钱孙卿（即钱基厚）是无锡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钱家人才辈出。我不知道钱穆是否也和他们是一家，有一次，我就问钱锺书先生，他说钱穆是无锡东南乡荡口镇那边的人，我们不是一家。我又问钱锺汉的情况，因为他当过无锡市副市长。钱先生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我说你们“锺”字辈的人，我也知道几个。
那段时间，我曾经到钱先生的房间里闲坐。这间房子不大，没有盥洗设备，没有厕所。说实在话，大杂院中这间房子的方位最差。夏天有西晒，砖墙被太阳烤得滚烫，室温高得惊人。钱先生说，他的办法是晚上开窗，白天关窗，挡住热浪。冬天西北风狂袭，暖气不热，只能再装蜂窝煤炉子御寒。
钱先生在这斗室容身，却对我说：“我哪里也不去，我们500块钱够吃够用，我们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这几句简单平实的话，流露了钱先生的心迹，展现了他的精神世界。他们夫妇在吃饭、睡觉和工作“三合一”的房子里，一住就住了三四年。他们淡泊名利，潜心学问，在蜗居中胸怀江海，潇洒日月，艰苦地攀登着文化昆仑的高峰。
在这里，钱先生还参加了英译毛泽 东诗词的定稿工作。他英文水平过硬，我早有耳闻。金岳霖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是英文高手。他能说能写，并且能用英文思维，这是学界都知道的。50年代末，有一次金先生在小组学习会上谈到毛选英译本定稿时，《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有一些成语译得不恰当，他想不出合适的英文词来代替，后来钱锺书先生却想出来了。“非常好！”金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坐在转椅上，用右手攥紧的拳头和已伸出的左手掌拍了一下，“啪”的一响。这是金先生在兴奋时常用的一个动作。此时此地，金先生又带有对钱先生表示的佩服！原来，钱先生和金先生都是50年代毛选四卷英译本的定稿人。廿多年后，金先生在回忆录里曾经谈到这件事：“提起《实践论》，我又想起钱锺书先生。英译本，我要多负一点英译责任。我碰到‘吃一堑长一智’，不知道如何办好。我向钱先生请教。他马上译成：A fall into the pit，and a gain in your wit. 这真是最好也没有了。”
我们这些想学东西的年轻人，早就想从半瓶水的俄语改学英语。可是，学好一种语言谈何容易。我们说是年轻人，实际上都已是40岁左右的人了。钱先生这位英文专家就在面前，我当然有很多请教的好时机。有一次我就问：“钱先生，你英文这么好，你是怎么学来的？”钱先生说：“1935年到1939年我在英国牛津学了几年后，他们要留我，我是坚决要回来的。我的英文是通过阅读英文小说过关的！”我联想到当时我们哲学所在国外留学多年的也有，能背出一些英文小说的也有，怎么他们都不如钱先生。我心想而没有说出来。我当时真希望钱先生介绍一些学英文的“窍门”，但自觉做学问提出找“窍门”不妥，便马上改口道，有什么好方法吗？钱先生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就说：“如果要说窍门，就是要多读英文小说！”
钱先生过高地估计了我只有ABC的英文水平，说得很轻松，他的功夫尽在不言中，我深知学不到，就没有再进一步讨教。至今我离看英文小说，岂是万里之遥！
我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正在选择新的专业方向，曾经考虑过搞中国逻辑史研究。早知道钱先生博闻强记，涉猎的知识面很广，其中包括哲学和逻辑学的领域。有一次我和钱先生散步的时候，就向他提问说，中国逻辑史有没有搞头？钱先生马上回答说：“中国逻辑史内容很丰富，大有搞头，值得搞！”又说，现在搞的人完全照亚里士多德那些东西套下去，是搞不好的，要搞就要有中国逻辑史自己的特点。我记得那天傍晚，他和我谈了很多，也很高兴，是与我最长的一次谈话。
由于种种考虑，我后来知难而退，没有选择中国逻辑史研究，但钱先生所说的中国逻辑史内容很丰富的那些话深深地印在我心上。后来，我在他的《管锥编》里翻到“无可名与多名”“词似正意则负”“正言若反”……特别看到了钱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在1943年提出的相反观点，即中国古代存在归谬法。钱先生在书中写道：“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君礼葬之’云云。按此即名学之‘归谬法’，充类至尽以明其误妄也。”这是钱先生和金先生在同一问题上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逻辑研究长期受苏联学者的影响。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期，曾经热烈讨论过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哲学基础。当时意见纷呈，争论激烈。金岳霖先生参加了讨论，并写了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客观事物的确定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这是他在逻辑领域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但正是这篇文章中的观点，钱锺书先生是反对的。金先生对自己写的文章或书，有人反对或有人赞成，都是高兴的。金先生说，可惜钱锺书先生反对是口头的，他没有写文章，因此也就不能反驳。有人说金先生的文章是哲学文章，但金先生坚持自己的文章是一篇逻辑论文。钱先生就是这样在逻辑专业领域内对逻辑学界的一代宗师金岳霖先生进行了挑战！
钱锺书先生这位功底扎实、知识渊博的学者对自己学识的自信，治学的自信，求真的自信，以及敢于向巨人挑战的勇气，不仅使许多人望尘莫及，更使一代学者对他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