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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假正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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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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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有朋友邀我去北京游玩，我欣然允诺，加上铁路上海站也已开通每天两班直达北京的高铁，只要花上四个多小时，即可轻松到达北京。朋友让我微信告知身份证号码，他可直接代买车票。临行前，我担心车票在朋友那儿，无法进入候车室，想要和朋友约个地方先碰头。朋友在电话里呵呵大笑，让我直接到自动售票机上刷身份证即可取票。我将信将疑，还是提前到售票处那儿试着取票，果然自动售票机就吐出了我那张车票，实在是方便之极。站在自动售票机旁，我不胜感慨，曾经的往事，像风驰电掣般的高铁列车呼啸而来。

回乡之旅收获亲情却劳累疲惫

我老家在宁波奉化，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曾陪母亲去宁波乡下看望外婆。母亲托人买来船票，我们下午3点多钟在老北站虬江路坐上65路公交车，一路乘到十六铺码头。宁波轮船属于内海船，船体较大，从二等舱一直到五等舱，我们当然只买最便宜的五等舱，就像乘坐棚车的车厢，没有上下床铺和座位，就是一大片油漆过、看上去较为干净的地面。萍水相逢的乘客铺张报纸或破席，就随遇而安地坐下休息，伴随着轮机房里轰鸣的机器声，一直要坐到第二天的黎明，乘船过程非常枯寂难耐。

傍晚时分，轮船慢慢驶离码头，沿着黄浦江溯流而上，除了外滩有些灯光景致外，浦江两岸沉寂昏暗。等轮船出了吴淞口，海天一色，涛声喧哗，站在船舷上凭栏远眺，也是混沌一片。我年少无事，就顺着轮船楼梯乱窜，发觉轮船的舱位越往高处，等级似乎越高。二等舱上不去，三等舱、四等舱外可以转转，我看见里面床铺两两相对、高低落错，都铺设着洁白的床单，乘客们有的在悠闲地看景聊天，有的躺在床上休息沉睡，心里真是羡慕极了，什么时候我也能乘坐回二、三等舱啊？

第二天清晨到了宁波码头后，还要再坐4个小时的小火轮到白杜公社，然后走上很长的路，才能到西坞村外婆家，整整一天时间泡在路上，很是辛苦。也正因为此，回上海时，外婆总要让我们尽可能多带点宁波土特产回去，也就是宁波年糕、糯米块等。此时上海粮食供应尚在统购统销，定人定量，年糕轻易买不到，能带当然多多益善。但年糕分量死沉，在宁波上船时，亲戚尚能帮忙提携，到了十六铺码头，就需要母亲肩扛手提了。从轮船跳板下来后，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中山东一路65路公交车站。母亲奋力拖着重物，和我走走歇歇。清晨公交车班次少，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满头大汗的母亲疲惫地喘息着，回家后就患上了重感冒。那趟探亲之旅变得如此辛劳而沉重，以致母亲后来不敢轻易再言回家乡。宁波轮船五等舱的经历，也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现在，祖国大地除了海南岛、台湾岛需要坐船或搭机才能到达外，其余所有地方都有列车能够通达，坐江轮、海轮机会不多，倒是乘坐游轮成为时尚，吃喝玩乐都在海上漂浮的摩天巨轮里，海景房远比当年二等舱的条件还要舒适奢华，当年美梦早已成真。

船游大连开心却遭买票人情债

大学时读中文系，受古人“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豪言影响，到了大三暑期，就有了“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蠢蠢欲动之心。福建籍大学同学小辜有个老乡在大连海运学院读书，他鼓动大家去青岛、大连游玩，我积极响应，我俩便结伴同游，买票任务落在我的身上。记得是在1981年的7月3日，暑假即将开始，我清晨六点就赶到十六铺码头售票处排队，已是烟雾弥漫、人声鼎沸，船票非常紧张，规定每人一次只能买一张票。姑念我是当时社会上还受青睐的大学生，售票员网开一面，排队三个多小时，站得腰酸腿疼，终于买到了两张学生票，还是最底层的五等舱。7月5日乘坐从上海到青岛的“长柳号”，五等舱内有床铺，居然还有空调，明亮舒适，大为颠覆了我原来的坐船印象。但回程从大连乘坐“长征轮”到上海，五等舱内却闷热不堪，机器轰响，躺在床上难以入眠，苦熬30多小时，深切体会到“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日难”的滋味。

大连郑同学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俩，尽管早餐吃的是混合黑窝头和棒子粥，但我俩游兴不减，老虎滩、黑石礁等都留下兴高采烈的黑白照。游玩大连回上海船票紧张，但提前数天还能买到。问题是后来发生的买票人情债，却使我始料不及，难以应对。原来有不少福建籍同学在大连海运学院就读，他们每年回福州老家探亲，一般都先坐船到上海，再乘火车回家。郑同学是历届生，社会阅历丰富，他从没来麻烦过我们。但他和辜同学毕业回福建后，郑同学的小老乡洪同学打着他的旗号，来信托我买上海到福州的火车票，并指定必须是1月30日那天的车票。不等我回信，他就挂号寄来3张学生证、45元钱。我那时已是中学语文教师，自己去排队买三张学生票显然不现实，只好厚着脸皮到处去托人。有位李姓学生的父亲在铁路上当列车员，一直跑新疆长途，她满口应承下来，但回家一问，她父亲当晚又要跑新疆了，根本不可能帮着买票。

时间一天天逝去，车票却遥遥无期，我急得抓耳挠腮，想着大连郑同学当初待我如亲兄弟，尽管我并不认识洪同学，却怎么也不好意思把学生证和钱一退了之。最后还是单位同事出手相助，教生物的陈老师丈夫在就在铁路上海站工作，她让我28日晚9时，到北站中转站30号窗口取票。陈老师丈夫言而有信，果真我拿到了三张学生票，但没有座位，只能一路站20多个小时到福州。想着这些年轻学子回一趟家不容易，我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那时候高校并不负责为学生集体买票，需学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洪同学每年坐船到上海，再去买火车票，确实难以保证能买到，且时间正好衔接得上。我非常体谅他的难处，又千方百计地帮着买了两次。后来车票实在太难买了，我只能硬下心来拒绝，洪同学却不期而至地冲到我家里。望着他稚气未消的脸，我只好陪他到老北站去买票，整整站了四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第二天深夜回福州的站票。买一张火车票如此辛苦，洪同学有了切肤之痛，自此以后不再联系我。

乘绿皮火车不易却是出行首选

读中学时捞不到乘火车的机会，却要出力帮忙送亲戚上车厢。福建表舅妈弟弟在新疆乌鲁木齐某研究所工作，他从福州探亲后转道上海再向西域进发，夫妻二人带着3岁多的小孩，还有大包小包的一溜行李，母亲和我前去送行。那时候老北站可以凭着当日车票买站台票，每张2毛钱。送他们进站台后，只见开往乌鲁木齐的绿皮火车拖着长长的十多节车厢，到处都是旅客和送行者。他们乘坐的是3号车厢，在车头那个方向，我们跌跌撞撞地往前赶，3号车厢门被行李塞得人已难挤上去。离开车时间已所剩无几，表舅妈弟弟顾不上斯文，把孩子交给母亲后，利索地裹紧衣裳，和妻子拎着大包行李硬是往上冲。我和母亲使不上劲，只能焦急地望着人头攒动的车厢。过了不知多少时间，他突然从半开的车窗里探出头来，让母亲赶紧把孩子递上去，母亲使不上劲，我帮着一起托住小孩的背部，车上的乘客也帮着七手八脚地往上拉，孩子哇哇大哭。等我们把全部行李都塞进车窗后，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徐徐开动了。母亲叹口气：他们还要在车上坐三天三夜呐。

大学毕业后，社会上兴起“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上海市青年宫

在全市举办知识竞赛和读书征文活动，获奖者可去武夷山考察，我也侥幸获奖，得以一同乘坐火车前往。但回程时因为车票紧张，小部分买到的是站票，我和几位男同胞就拿了站票。那时从武夷山回上海要10多个小时，原本预计晚上10点多钟可到老北站，但因为接连耽搁误点，列车在浙江金华附近停留了很长时间，变成第二天凌晨3点多才能回到上海。我们这辆绿皮火车就停在不知名的道基旁，不断礼让着其他车辆。车厢内闷热不堪，摇头晃脑的电扇吹出的全是热风，过道上挤满了烦躁焦虑的乘客。我感觉再也站立不动了，昏昏欲睡，顾不上脏乱就势躺下，把脚伸进座位底下，头则碰触着过道地面，想迷糊着睡一会儿。但感觉不断地有人在走动，他们的脚就在我头上、身上跨来跨去，那种感觉实在是糟糕透顶。躺下不到五分钟，我无奈地只能勉强站起来，心里祈祷着列车快快开动，车窗外能够吹进点清凉的晚风。那种亲身乘坐绿皮火车的体验，真是遭罪。

乘绿皮火车不易，那时却是出行首选。1988年金秋十月，我和同伴第一次去北京旅游，辗转托人，买到从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下午4:02分发车，到北京站是次日上午9:05分，整整17个小

时，还是当时最快最好的列车。我们选的是硬座，一路上停靠站点不多，到山东德州车站，在小贩那儿买了一只德州扒鸡，味道还真不错。但整晚坐在硬座上，尤其是到了凌晨，感觉非常困乏，一对去北京看望儿子的老夫妻非常善良，硬是挤出点地方，让同伴能够侧身躺下睡一会儿，这是我乘坐绿皮火车最温暖的记忆。

到了北京后登长城、看颐和园，玩兴不觉大增，还想去承德避暑山庄，这是计划外的，只好自己去买票。记得那时北京站售票处“倒爷”极为猖狂厉害，公开加价兜售炙手可热的车票，有的甚至要翻上两三倍。我因囊中羞涩，又咽不下这口气，硬着头皮挤在混乱不堪、烟味扑鼻的队伍中，前面有很多只手想要塞进狭小的售票窗里，售票员都听不清楚大家叽哩哇啦地想要买什么票。我前面有位妇女抱着孩子，被挤得趔趔趄趄站不稳，孩子大哭，我路见不平，奋力顶着后面的冲力，让妇女有个喘息的空间。等我买票时，售票员两手一摊，表示票早就卖完了，我脸上写满了失望和沮丧。她略一思索，建议我买从北京去齐齐哈尔的慢车票，无座，经停承德，当然时间要长得多。我连连点头感谢，突出重围时已是一身臭汗，内心却很是开心。

现在，人们的出行方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与我而言，乘坐列车还是首选高铁，高铁平稳迅捷又准点，再遥远的地方也能朝发夕至，坐在宽敞舒适的二等车厢座位上，空调冬暖夏凉，惬意无比，再也没有拥挤不堪、闷热难熬的感受了。只是现在坐高铁变得像是坐公交，一次从北京培训后回上海，高铁经停济南和南京站，边上乘客不断在上下调换，却毫无例外地低头看手机，抬脚就走人，视邻座为空气般地旁若无人，此时我忽然又怀念起充满汗烟味的绿皮火车来。如果现在还能坐上那种绿皮火车，载着不赶时间的我等，沿着记忆的河床溯流而上，慢慢行慢慢看，一路都是风景啊！当然我知道，谁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其实谁又愿意回到从前呢。回忆过去，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吧。

作者王智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