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降，上海周边，包括南汇、松江等地，出现了评点和传播《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文人群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黄小田。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同时评批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小说评点家，也是上海周边《儒林外史》《红楼梦》评批群体的肇始者。
黄小田名富民，字小田，自号萍叟。他善诗，其子黄安谨编他的诗词为《礼部遗集》行于世。他喜欢小说，说“予最服膺者三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石头记》也”。
黄小田评点《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在咸丰三年离开芜湖浮居上海一带的十余年间。《儒林外史》评点由题识、回末总评以及各回中二千余条眉批组成。这是卧闲草堂本评语（简称“卧评”）之后的第一个评点。黄小田曾将这部评点交给好友张文虎（天目山樵）过目，在他的启发和影响下，张文虎写出了《儒林外史评》，其中大量融会吸收了黄小田的评语，只有三条直接标明“萍叟云”。
黄小田评点《红楼梦》未刊印而在上海周边文人群体中传抄，包括眉批、行间侧批和回末总评，总共有四千条左右。他评点时家庭与清王朝同样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因而对《红楼梦》中的“盛衰之际”感受特深。现在我们辑录出版的《红楼梦》黄小田评点本是根据徐允临的亲戚杨古酝的过录本。杨葆光（1830—1912）字古酝，号苏庵，别号红豆词人，松江华亭人。他也曾过录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点。黄小田的《礼部遗集》里还有《寄杨古酝》等诗作。黄小田评点《红楼梦》后，杨古酝曾直接向黄小田“假手批本”，录未竟，被黄小田之孙索去。黄小田逝后，光绪乙亥（1875）冬，杨古酝“复从夬斋妇兄”处借来过录本再行过录，次年，即光绪丙子（1876）录毕并作跋，其中还有十几条标为“红豆词人”的他自己的评语、一条夬斋评语，这种以一家评点为主、夹带其他的做法，与天目山樵的《儒林外史评》、石史徐允临的从好斋辑校本一脉相承。帮助他过录的有韩扬生、张心庵。我们所据的杨古酝过录本是过录在同治元年（1862）宝文堂翻印东观阁本的《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上。
黄小田一到南汇就结识了张文虎，两人过从甚密，酬唱之作很多，引为知己。后来张文虎回忆说“昔黄小田农部示余所批《外史》”，并谈论其作者，估计就在1853年至1863年之间。到1863年张文虎离开南汇赴皖，分别三年，当1866年张文虎过沪见到黄小田时，黄的精力已不济，翌年便病逝了。
张文虎（1808—1885）是清代《儒林外史》评点者和学者，字孟彪、啸山。他以“天目山樵”的笔名评点《儒林外史》，故其评点简称“天评”。又有笔名华谷里民，是南汇诸生，长期从事训诂、历法、乐律的研究和古书校勘。同治六年（1867）参加金陵书局校刊《史记》，1870年毕功，另写《札记》5卷。他还曾为《儿女英雄传》作序，为钱熙祚校刻《守山阁丛书》和《小万卷楼丛书》。
张文虎酷爱《儒林外史》：“好坐茶寮，人或疑之，曰：‘吾温《儒林外史》也。’”在南汇、上海，以黄小田为肇始，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评点和传播《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文人群体。他评点《儒林外史》从同治年间看到黄小田评本就开始了，同治十二年（1873）暮春就写过识语，刊在次年上海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儒林外史》（简称“申一本”）卷末。光绪二年（1876）又写过识语。光绪三年嘉平小寒写的识语说：“予评是书凡四脱稿矣。”此后，光绪五年、六年、七年又几次写了识语。天目山樵评点是在黄小田直接影响下开始的，他说：“昔黄小田农部示余所批《外史》……农部所批颇得作者本意，而似有未尽，因别有所增减，适工人有议重刊者，即以付之，三年矣，竟不果。去年，黄子眘（安谨）太守又示我常熟刊本，提纲及下场语幽榜均有改窜，仍未妥洽，因重为批阅，间附农部旧评，所标萍叟者是也。”从这段话看，他评点《儒林外史》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觉得黄小田的评语“似有未尽，因别有所增减”，即是在黄评的基础上进行“增减”，估计保留黄评必多，但谋付印而不果。后一阶段是他自己“重为批阅”，只是“间附农部旧评”，换言之，是以自己的评点为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评”。其评点印行的有两种，分称为“天一评”和“天二评”。
天评同黄评对照可以发现，他们对《儒林外史》的总体看法多有一脉相承之处，所以天评中融会了许多黄评，甚至有少数直接沿袭黄评的文字，有的则是对黄评的补充，在局部问题上也有对黄评的辩诘。
张文虎的评点未刊前就在文人群体中传阅，先后借给雷谔卿、闵颐生、沈锐卿、朱贡三、杨古酝、艾补园过录，这些人又辗转传给徐允临等人过录或阅览。与这个群体有联系的还有金和之子金是珠、黄小田之子黄安谨等。
从好斋主人徐允临是这个群体的积极分子。他原名大有，号石史，上海诸生。工书画、酷嗜金石，搜藏颇富，善写墨兰，是《儒林外史》和天目山樵评语的积极传播者和校订者。他曾两次过录天评于从好斋辑校本中，并增评十几条，“加石史小印以别之”，同时辑录华约渔评语十余条于同书中，以“约记”作标志。此二种评语虽较平庸，但却留下了这个群体活动的印迹。
除评点外，从好斋辑校本还辑有徐允临的跋语、题识，华约渔题记，王承基信件，从中可知，王承基借阅时对小说正文的讹误“随手改正，十得八九”，石史自己“继复假得扬州原刻，覆勘一过”。凡此都显现了这些文人群体性地评点、校勘、传播、研究小说的情况，对于探讨《儒林外史》的版本源流、天评的传播以及《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流传，都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对《儒林外史》本身，他们也提出一些有意义的见解。
上海一带的《儒林外史》沙龙，以传抄和评骘天目山樵评批为基本活动。则仙所抄的“天一评”在1881年刊印的“申二本”上才正式刊出，而则仙在光绪四年（1878）就过录天目山樵写于光绪二年（1876）的“暮春识语”，那只能出于传抄本。则仙屡表仰慕天目山樵，他与这个群体中的同道们一样，都以天目山樵为嚆矢。
则仙与南汇、上海《儒林外史》《红楼梦》群体中的其他同道也有交往。第四十二回眉批说自己“尝与南汇顾绩臣先生论及”。卷首目录之后抄录“百花庄农”——上海华约渔的评语，此评写于1878年，被上海石史抄于1884年、刊于1885年的“从好斋辑校本”《儒林外史》中。以数量言，则仙评批是《儒林外史》的第四大评批，是这个沙龙的殿军。
《华娄续志残稿》的“华亭县艺文志”集部别集类载：“《一乐居文稿》《屯窝诗稿》，朱昌鼎（子美）著。”同书的科举表中，光绪十六年庚寅“恩贡”栏中唯一一名就是：“朱昌鼎（子美），华亭。”现存松江博物馆藏的《屯窝诗稿》所收都是朱昌鼎的悼亡之诗，是昌鼎仿《红楼梦》黛玉葬花，积咏成集的。上述两种之外，昌鼎尚有《梦昙庵词稿》《朱氏家谱》以及署名“云间不羁生”的《词媛姓氏录》。徐珂编的《清稗类钞》里生动记述了朱子美自称在治“红学”。这被近时红学家认为是“红学”一词的开先河者。
在小说领域寻找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链接，《儒林外史》肯定是极需重视的。以现代出版言，如前所述，上海申报馆第一、第二次排印本《儒林外史》都与这个文人群体的徐允临和艾补园有关系；1886年，徐允临又将上海宝文阁于前一年刊行的《儒林外史新评》加以校勘修订后重新刊行为《儒林外史评》。近代大量社会小说都在上海出版，作者也多活跃于上海及其附近，上海《儒林外史》沙龙实为他们的先驱。从黄小田、张文虎，到徐允临、艾补园、朱昌鼎，再到申报馆等近现代书报业，其中有明显可见的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