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首都剧场上演的话剧《窝头会馆》（剧照见图二）11月1日正式开票，不到6个小时6场演出票全部售罄，第一位购票观众排队时间更是超过19个小时……何冰、濮存昕、杨立新、宋丹丹、徐帆组成的主演阵容成就了这方梦幻舞台。而在现场看过无数遍还能把“窝头”咂摸得津津有味的，便是该剧编剧刘恒——因为“它延续了我的经验和眼光，剧本写得过瘾”。
说起刘恒，人们总是先闻其作，后知其人：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菊豆》《本命年》，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和电影《没事偷着乐》，话剧处女作《窝头会馆》成为“爆款”……同时，他还是《金陵十三钗》《集结号》等作品的编剧。
他说，“不论是写小说、写剧本、写电影剧本、写话剧剧本，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写给最爱的人的情书。所有文字都渗透着我的爱。”从这个角度看，写作与生活无异，遗憾和欢欣里，功不唐捐；苦苦求索又全情投入的创作时刻，恰似对生命的书写。
《窝头会馆》当年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话剧，显得有点“特别”。剧中迂回地通过对解放前北平破旧院落底层人物点滴生活的描写，洞察和折射一个旧时代的崩溃。
“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一个比一个细腻，或许一个也比一个难。”在“雕塑像”过程中，刘恒一方面从历史资料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调动个人生活经验。在他看来，《窝头会馆》不仅是向生活致敬，也是向遥远的过去和近在眼前的现实致敬，向北京人艺的独特风格致敬。
《窝头会馆》的三幕戏剧结构，让人不自觉地联想起《龙须沟》和《茶馆》，苑国钟式的走投无路和自我调侃像极了老掌柜王利发的背时倒运，有着共同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审美意味。然而，这种致敬并非克隆经典和自我禁锢，“我希望能在这部剧里用自己的方式对这种风格给予新的开拓和展示”。
被郭沫若赞誉为“片言震聩聋”的老舍先生幽默而地道的京味语言被刘恒沿用，但在具体风格上他又求新求变——不分心情和对象地嘴不得闲，处处打趣贫嘴，又不乏自我解嘲和穷开心式的通达，正与刘恒笔下塑造的贫嘴张大民有一脉相承之处。
让刘恒最过瘾之处，是剧本有着不竭的生命力。导演林兆华对结尾苑国钟之死的处理区别于刘恒写实性的原有构思，舞台最终呈现时空静止状态，用叙述感很强的语言代替内心独白。“剧本会随着一代代人的加入在不同舞台、不同时间展现出不同风貌。话剧剧本是话剧的源泉，永远在流淌。”
《窝头会馆》还有个副标题，叫“父与子”。下一步，刘恒想以此为根基，再写两部话剧，组成“父与子三部曲”。
刘恒一直坚信，戏剧、文学及艺术皆是表演，在追寻生的意义和价值。“编剧也是演员，是用生命的一部分去塑造和完善作品、用文字表演的人。”
写字台后、孤灯下，就是他的位置、他耕种的土地。“表演”里，既有作者语言，也有读者语言。“当我们真诚时，读者在我们的作品里发出拥戴的潜台词，而一旦我们虚伪起来并且自以为可以哄骗读者时，我们将在作品里看到读者的咒骂与蔑视。”
金鹰奖、飞天奖、金鸡奖、华表奖……荣誉等身的刘恒却经常选择“主动淹没”。《集结号》的首发仪式上，他在郊区写剧本而没有出现在媒体面前；《窝头会馆》谢幕时，演员们在台上喊他上去，他转身便溜出剧场……如他自己所言，“编剧要做独行侠、苦行僧”。在独行和苦行中，刘恒觉得最重要的是洞察力，洞察世界，也洞察自己。
在他看来，中国编剧今天面临的可能是最好的时代，十几亿观众群、海外市场的拥戴、资本和市场的支撑，但作品多精品少的问题更加突出。“精华的东西必然是生命力最强的，经典的作品必然会留存久远。精神产品不在于短时间内覆盖面多大，而在于时间上的延续。”
事实上，时代、环境、市场与创作者的关系始终是平等的，它们不会击退或吞没创作者。创作者如何对待自己的作品，时代就会怎样对待创作者。在刘恒看来最重要的是“抓住一个适合自己的题材，竭尽全力把它做好”。
他在北京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正是表达了创作者心声：我们是以笔为生的人，我们的每一个字和每一篇文章都将贡献出来，去塑造我们共有的精神纪念碑。在民族灵魂历史上，必将留有我们渺小坚实的足迹。
他做了一种极端假设：“某一天真要封闭起来，只要带着书和书写工具，我能生活得非常惬意。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有何不可？”
我想，这种大胆假想来源于一种艺术自信，刘恒所说可能要躲进的理想小楼必然不是固步自封之域，从小楼的轩窗外望去，应能见时代风云，亦能窥人情冷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