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很爱中国，写了一部厚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1954年，李约瑟在该书初版序言中问道：“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以及“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李约瑟难题”。这个难题甚至比他的书影响力更大。
如果啃不下《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块大部头，不妨读一读《文明的滴定》。该书集结了李约瑟的八篇论文和演讲稿，基本围绕“李约瑟难题”展开，可谓简明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因主题相似、成稿时间不同，结集而成书，故前后内容略有重复，但瑕不掩瑜，前两篇《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和《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提纲挈领，其余各篇角度的不同亦可以相互印证，对了解李约瑟本人的想法不无裨益。
李约瑟说：“滴定是一种分析方法，即把已知其含量的试剂从玻璃管中滴出加在溶液上，直至发生中和为止，而中和的发生，则可由指示剂颜色的变化，或由溶液中电位之大量变化显示出来。”很显然，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既表示了文明的渗透和融合，也强调了作者的观察目的。那么，通过这种滴定的方法，李约瑟提交了一份怎样的分析报告？
李约瑟的“重新发现”很有意义。比如，机械钟。李约瑟说：“时间测量是现代科学绝对不可或缺的几种工具之一。”以苏颂所著《新仪象法要》中描述的仪器为例，中国的机械时钟设计技术远远领先世界。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一书中也高度赞扬了苏颂，称其“伟大”。不要小瞧计时准确的重要性。时钟是一切“机器之母”，除了运用大量的物理学和车床工艺，还要求非常复杂的天文学知识。张衡、苏颂、郭守敬等人不断改进了浑天仪，准确而持久的观察是科学的基石之一。通常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说法是错误的。没有科学的观念，就不可能有时钟这样由观念化作实践的发明。
李约瑟从诸子百家的学说中挖掘出了丰富的自然科学观念。东西方的宇宙观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古代也有“人定胜天”的思想，但更讲究“天人合一”，中国的文明秩序有着内在的稳定要求，发明和发现是为了维持现有秩序更加和谐。
李约瑟认为，科学并不仅仅等于“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长期的探索、发展、传承和创新的过程。不同文明的交流是一个滴定的过程，在对东西方文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之时，同时不能忘记观念系统所起的重要作用。
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他的回答并不意味着就是标准答案，百家争鸣的探讨本身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