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揭晓，点校本《史记》修订本、《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和《杜甫全集校注》获得图书奖。在近十几年出版的古籍整理著作中，这三种书的体量不算特别大，整理难度却着实不小。其难度，既源自文献文本的复杂，也在于今天的整理本如何超越前贤。
《史记》位列正史之首，历代不乏笺释研究者，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点校本《史记》，由史学家顾颉刚领衔；至于杜诗，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说，清代更是出现了《钱注杜诗》《杜诗详注》《杜诗镜铨》等名作；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整理，不仅有唐人宋人或许都未曾见过的《老子》《周易》版本，而且还有大量新见文献的断简残帛。
论旧学基础，当代学者难望清儒项背。超越，谈何容易？写论文、做文章，可以寻章摘句，只选那些自己有兴趣或有心得的片段，但做古籍整理，文本中的一字、一句都不能绕过，一个简单的标点就能试出整理者学问的深浅。而在当前的古籍整理，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投机取巧。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剑曾撰文批评古籍整理中的“伪校点”：“明明已有较好的校点本出版在前，却熟视无睹、继续重复，只是玩弄一些拆合句子或改句号为逗号的把戏，甚至干些偷梁换柱的勾当；还有一些学者校点古籍的行径更为可笑，根本不问版本源流与优劣，也不详细调查现有的研究成果，胡乱抓住一种本子匆忙点完了事。这种本子只能贻害学林。凡此种种，皆可称之为‘伪校点’。”
继“伪校点”之后，“伪注解”在古籍整理中也变得常见起来。复旦大学教授傅杰说：“现在很多学者所谓的注，他注出来的地方我也能很方便地查到，我查不到的地方，他也不注，因为他也查不到。”在这些书中，整理者对古籍中字词的注释大多来自《辞源》《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有的甚至连例句也没有改换。注解的主要作用是帮助读者疏通文意，如果不结合上下文语境而照搬词条，甚至有意逃避不见于辞书的难点，就难以称之为合格的注解。“伪注解”或许构不成抄袭，但这种毫无学术含量的整理必将被历史淘汰。
回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专业从事古籍整理的出版社只有“两家半”：北京的中华书局和上海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如今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再加上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文学部。80年代以后，各地纷纷成立专业古籍出版社，还有很多综合性出版社开始涉足古籍出版。与之类似，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80年代以后，不少高校都开设了古典文献专业，还组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古文献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从这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来看，《杜甫全集校注》主编萧涤非曾任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主编裘锡圭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手下强将如云，点校本《史记》修订本的主持人赵生群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的教授，他们都与古典文献专业有密切关系。
对于坐拥丰富文献资源的当代学者来说，前人并非遥不可及。昔日深藏秘阁的《四库全书》，今天可以方便地进行电子检索；昔日难得一见的宋元善本，如今或可借助影印本、数据库化身千百；流散海外的文献同样可以通过数字化形式共享；地不爱宝，时有先秦简帛大量出土……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今天的古籍整理者无需“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果再加上更为宽阔的学术视野、更为理性客观的学术态度，出版一批能够适应当代读者阅读需求、体现当代学术进展的古籍整理本，是可以期待的。
古籍整理，意味着旧的版本难免被新的版本所取代，但就是在这样的新旧交替中，传统文化得以传承。那些优秀的古籍整理著作，像《诗经》的《毛传》《郑笺》、像《史记》的三家注，已经与经典熔铸一体，成为经典的一部分，这才是我们的古籍整理者孜孜以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