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修谱热潮在民间的兴起，一些从事专业修谱的线上线下机构相继出现。而修谱者们不惜砸下重金，花费时间辗转于各地搜寻资料，印证老辈口中关于先人的事迹。
有人花三五年时间修谱
郭毅（化名）花了五年时间搜集、整理资料，编成一套《郭氏家谱》，分发给曾为修谱出钱、出力的族人。
来北京已有七八年，老郭退休前在内蒙古的中学教书，到北京后又找了份辅导学生功课的工作养家糊口。补课期间，郭毅得知一个学生家长正在编修家谱，对方初中文化程度，“但是公司条件方便，有车”，可以到处搜集资料。郭毅受到触动，初中毕业生尚且这么积极写家谱，“我一个大学本科中文系毕业的，是不是更应该写写？”
由于老家谱以前曾经被毁，郭毅只得从新修起。2015年，一套《郭氏家谱》编好，上面记载的祖先最早追溯到了1890年前后，谱上共涵盖1000多名族人。
冯铭（化名）比郭毅幸运。冯家的老家谱经历动荡年代得以留存，不过从1962年以后便没再增添新的记载。
1994年，河南老家一个叔叔找冯铭盖一座祠堂。祠堂于1995年6月份落成，占据一个院子两间房，冯铭心想，干脆再做个家谱摆在祠堂里吧。
从盖祠堂到修家谱，冯铭花了三年时间。这期间，他从北京回到老家，“别的啥也没干”，专心找资料。1996年家谱有了雏形，他又花了大量时间统计整理。2015年，《冯世家谱》印刷出来，新老家谱相接，共涵盖2046人，最早的一代追溯到了明朝。冯铭把这套家谱印了300多本，给族里的人每户分发三四册。
修谱机构嗅到商机
伴随民间修谱意愿的高涨，一批修谱商业机构相继出现。涂金灿的“家谱传记机构”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提供家谱整理编审、设计排版、印刷装帧等服务外，他们也会依据客户需求提供实地指导甚至蹲点修谱的业务。涂金灿介绍，一些客户来之前缺乏修谱的经验，因而向他们寻求帮助。
一份该公司某单业务中的《编修计划与费用说明》显示，机构对客户的修谱流程进行了规划，包含“召开修谱动员会”、“填写入谱登记表”、“拼合谱系图”、“收集入谱小传”等步骤。而除了提供前期规划，机构还将起到协助指导工作开展、搜集整理必要资料等作用。涂金灿说，如果客户需要，他们可以派一老一少两人前往客户的老家实地指导。不过更多时候，机构只拿出方案，具体调查、登记等工作由家族主事人自己做，“我们会提醒客户对拿不准的地方在家谱上进行注释，但很多历史资料需要他们自负其责”。
同样经营家谱生意的还有山西尚知堂家谱坊。负责人成先生告诉北青报记者，尚知堂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经营修家谱的业务。按照需要，客户提供家族基本资料信息后，尚知堂会派出十多人的团队去当地考证核实。工作团队最后会根据客户提供的数据资料、实地调查情况、老谱中存在的证据等30多项内容去考证家谱的真实情况。
除了传统的修谱公司，一些修谱网站和应用软件纷纷进入人们的视线。脱离了宣纸和蝇头小楷，这些网站和软件强调大数据的运用。如在一款手机应用上，家谱以家族树等形式呈现，处于家族关系脉络上的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对话框等进行互动。
修谱者以中老年人居多
让年过六旬的冯铭觉得鼓舞的，是摆在家族祠堂的那本厚册子受到了家里年轻一代的欢迎。
记者采访多家修谱机构发现，中老年人是民间修谱的主要群体。涂金灿介绍，来店里修谱的客户以公职人员、军官、教育界人士居多，也有海外华侨，“以前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现在扩散到一些普通家庭”。
冯铭1975年底从河南来北京当兵，是家里第一代北京“移民”。他时常感慨，家族的长幼辈分缺乏梳理，“现在的孩子往上最多只能记住两代”。如今新修的家谱摆在祠堂，“每年春节回去祭祖，我是谁的后代、哪一支的，一目了然”。
而对于郭毅来说，修家谱则是一场对家族文化的抢救。眼看着家里的老辈人相继去世，“好多资料都装到肚里面带走了”，旧家谱也早已遭到焚毁，“得抓紧时间抢救资料”，把祖先的足迹记录下来。
“寻根，是生死以外，人类的第三种本能。”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原主任李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解释民间修谱的动因。（劳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