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乡村邮递员，衔着我的好消息，经十三公里乡村机耕道向我扑来的绿雁。我叫他吴老师，他叫我小罗。自从我开始热衷于把稿件拜寄给远方，美美的期待就鹄望于每一天，思绪随着吴老师的来去而起落如潮。
我多么欢喜看到邮车轮毂翻飞的样子，多么欢喜听到“报纸哦——书信——来了哦！”这叫卖似的吆喝时常激起我的喜悦，也曾落下无所得的黯然。这种情绪也辐射着吴老师，当我有信件的时候，他就会一脸笑容地向我走来，一边拂开额头上稀疏的白发，一边掏出信件，两手端举，奉在我手中。他不说过多的话，只是呵呵笑着。然后驾起他皮色斑驳、叮当嘶鸣的老铁马，举起的左手向后摇摇，是向我作别，更是策马奔驰……
然而近年来，我总把这份期望重重地压在心底——吴老师不利落了，来去不再准时。人们说他打零工摔断了三根肋骨，我说他不是有工资吗？人们摆摆手，用嘴角抿着轻笑。每每想打个电话问问，问问他的身体，更问问我的信件，但终以叹息之声作罢。我知道我无法再期待这个报喜者，原本的喜悦一旦被时间长期过滤，也变得犹如嚼蜡。我甚至想过行使追究的权利，叫吴老师吃亏，叫这匹墨绿的驽马没过冬草吃，可是晓得个中情由的人又摆摆手，仍然用嘴角抿着轻笑。
我知道的是，吴老师本是小村庄的代课老师，过着半工半农的营生，一干就是十年。四十岁的时候被聘请到乡镇工作，然而人算莫如天算，十五年后因文化年龄等原因遭到清退，领了不过万元的一次性补偿金，走了，带走了委屈和无奈，回到邻居的冷言冷语之中。雪上加霜的是，吴老师有一个弱智多病的妻子，还有一双七十多岁的老父母，膝下又没有子女。想到他这样的家境，我也便不再忍心追究了——但凭他现在的情况，恐怕在这一行也干不久了。
我是分毫不指望他了。怪就怪自己没能耐，十几年了还窝在深山野地，就算是报上的新闻，也是过了几门子山的明日黄花。进一趟城市就得耗掉一小时之多。然而这种牢骚发来无用，平添不快而已……
恍惚间，好像看到了吴老师的样子——“小罗，你的信，好像是一本大大的书。”没有吴老师那熟悉的呵呵声陪衬，我觉得是做梦。“小罗——”这声音十分微弱，在我耳边徘徊，又忽隐忽现。他双手端举着一个信包。他头发花白而稀疏，他的头很小，整个就像一个倒扣的白色斗碗，颧骨尖耸，眼睛眍䁖，这是斗碗上不可修补的缺口。
“吴老师——”
“小罗——”
有一瞬间，我几乎忘了那个我日夜挂惦的信包。现在我接住它——
“吴老师——”
“小罗——”吴老师笑了起来，但那呵呵之声没有跟上来。
从那以后，我几个月没收到信件了，直至那天，一辆崭新的四轮机动邮车大声武气驶进单位院坝，让我确认了：吴老师确实不会再来送信了。
就在那之后不久，我无意间听说了吴老师那“事故”的前因后果。
为了贴补家用，吴老师当邮递员的同时，还兼了一个按农村人说跟鬼打交道的“工作”，就是给死去的人净身、穿寿衣，这种事年轻人害怕干、也不知道路数，讲究的人户是不会沾这阴晦之气的，说来倒是一个紧俏活，还常能有两三百元的额外礼赠，但总不能天天死人吧！后来，吴老师狠了狠心，向村长要了一个“金刚”名分，农村里抬棺材的人就叫金刚，大都身强力壮者所为。每当执事大声喊道：八大金刚抬不抬？抬！八大金刚更大声地应到，但是吴老师像一棵枯树一样折了，弄断了三根肋骨……
现在，连邮递员工作的每月二百六十元补助金也泡汤了。
我突然想到，那次吴老师送来那本大大的书，或许是他邮递生涯的最后一站了。我又想到，吴老师一定时时关注着我的每一次信件，充当着我的第二双眼睛，因为他说我是大文化人的时候，那浑浊的眼睛就像父亲一般温暖。
万幸的是，不久又有消息，吴老师的双老已经被民政部门安置在了福利院，他的妻子虽然有病有痛，但那是老毛病，能吃能笑，能跟在吴老师左右。而吴老师因为对弱病家人的不离不弃，被县上评为最美家庭，也因此被安排到福利院从事护理工作。
今年3月，我因公去了一趟福利院。当我再次看到吴老师的时候，他已经把白发梳成了小偏分，干净而精神，腰杆也直了些，见了我，突然端直了双手，呵呵笑着说：小罗，来接喜——我一愣，立正，接过了他手中并不存在的“信包”。我们都笑了。
我们喝着茶聊着天。他说，他不仅给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穿衣喂饭，也给去世的老人净身穿寿衣。他还叫我好好做文章。他很想表达些什么，可没能说出来，但我知道吴老师想说的话是：做文章就要像送信一样诚信，像照顾家人一样温暖，像对待逝者一样敬畏。
作者 罗旭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