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即是思维。长久沉浸在某一种语言的疆域，我们必然会受到这一种语言的熏陶，它的语法、词汇等等，不仅会成为我们表达的方式， 还会塑造、改变我们的思想和性格。
如果换一种语言呢？换一种语言，去阐释原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故事或者思想，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它要转换的不单单是语言本身，还有那一种语言暗含的整个世界。而翻译，做的就是这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
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翻译作品。清末民初，有位大家很熟悉的翻译家林琴南，他甚至是不懂外文的。他是靠着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的合作，翻译了180多部外国小说，包括《鲁滨逊漂流记》等。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惊讶。这怎么可以呢？但历史确实就是这么发生的。后来我想，林琴南翻译的，更多的是故事， 而不是语言。语言完全是他自己的语言，他需要的只是那些外国文学作品的故事。对文学作品来说，故事是最经得起翻译的吧。
当然，如今我们的翻译不可能再这么粗陋了。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翻译家，其中不乏极其优秀的。我们还有许多年轻的翻译家，很多国外的新书，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译作。
但我们自己的书，也能在国外得到这样的待遇吗？我看是很不容易的。我曾经参加一个会议。会后和一位诗人聊天，他说起另一位诗人的事儿。他说，那位诗人的英文译者不懂汉语。我说，怎么可能？他说，那位诗人自己懂英语啊！他们两个人合作，这就能翻译他的诗了。听到这个事，我的感觉是，英语世界的林琴南诞生了。甚至可以说，那位译者比林琴南还要厉害。因为林琴南翻译的是小说，小说有故事啊。而那位译者翻译的可是诗。对于诗来说，语言的重要性更加毋庸赘言了。那位诗人还告诉我，那位译者有两句话常挂在嘴边。第一句话是，任何非英语写作的诗歌，写完的时候，才完成了一半，它的另一半需要英语翻译去完成；第二句话是，任何非英语写作的诗歌，写得再好，都没有它翻译成的英语译作好。
我完全惊呆了！这就涉及了一个议题—— 翻译的权利和边界是什么？什么是可译的，什么是不可译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仍然被不断拿出来讨论，就证明它们太重要了，证明它们至今没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或许是永远得不到一个具体的办法解决的。但有一点，或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让翻译者在面对这两个问题时，能够不那么困惑——翻译者应该敬畏每一种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是具有“神性”的，每一种语言背后都有无数的心灵、深厚的传统以及由此种语言建构起来的无比伟大的世界。没有一种语言有资格说自己高于别的任何一种语言。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那翻译就是犯罪。这又让我想到另一种议论，“当代汉语的变化给翻译带来的挑战和困难”。我想，或许应该倒过来说，是翻译给当代汉语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和困难。
作为年轻写作者，我发现，同辈的同行们在一起聊天，聊起最近读什么书或者喜欢什么作品时，很少有人提到《史记》《聊斋志异》《红楼梦》，或者陶渊明、李白、杜甫。这些伟大的中国古典著作和古典作家，正迅速地从我们年轻写作者的视野中消失——即便不是消失，也是“退居”二线三线了。我们谈论最多的，永远是翻译过来的外国经典，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以及当下仍然活着的诸多西方作家。当然，这些作家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家翻译过来的作品，正给我们的语言和写作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困难。
是时候回头检视我们伟大的汉语传统了。当我们作为汉语作家，写下伟大的汉语作品，我们就不会对翻译再如此焦虑、担忧甚至惧怕。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这一种语言不会是孤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