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门边玉人站,面似桃花映山红——打一物!”此物很是常见,家家户户都有,一年到头能见着,却每年都要换新的,而且每家每户跟约好了似的,都在同一天,用同样的欢欢喜喜热热闹闹更换它。对喽,它就是春联。
春联起源于桃符,即在桃木上画下神像,悬挂于门两旁,用以驱辟鬼邪、保佑平安。后来,喜好舞文弄墨的文人开始用文字表达辞旧迎新、驱邪纳福的心情和愿望,于是,对仗工整、朗朗上口的诗句便飞上了一些人家的门楣。渐渐地,人们开始用“文字版桃符”寄托对新一年的美好憧憬,而让大门中心相对而立的门神承担避祸消灾的功能。又随着这一形式的普及,喜庆的大红纸渐渐取代桃木成为了新载体,桃符也演变而为今天的春联。
春联不仅仅具有形式美,内容更是气象万千。汉字是一种很特别的文字,音、形、义相统一,在漫长的发展史中又产生了篆、隶、楷、草、行等多种书法,令一方红纸上永远有变不完的戏法。上下联字数要相等,平仄要相谐,词性要相对,虚实要相配,同副对联中如出现相同的字,还要用不同的字体书写……一条条规矩里,是中国古典文学独特的旨趣与追求；戴着镣铐跳舞,才能将舞者的创造力和才华激发到极致。
旧时文人,从“桃红对柳绿”起步,直至将毕生才学挥洒,给世人留下了无数令人拍案叫绝的妙对,甚至是上联之构思极精巧、对仗难度极高,以至于难有堪与匹配之下联的“孤对”。
譬如史上有名的拆字对:骑奇马,张长弓,强弓射硬石,弓虽强,石更硬。形式上看,所拆的字都是左右结构,先是一字拆成二字,再以五言短句承转,过渡为二字合为一字。内容上看,整句话意思流畅,毫不牵强,还蕴含着“矛与盾”式的哲理。而且还运用了典故,说的是西汉飞将军李广路遇猛虎,拔出弓箭就给了它势大力沉的一射,随从跑去一看,原来是一块硬石头,若不是李广,想必谁的箭也难射没羽。字不在多,有蕴则名。这个上联孤悬在上,就像一纸比武令,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对子版本很多,但迄今没有一个公认的下联,不是形式上没能完全对仗,就是文法不通句意牵强。
然而,在另外一种对联里,“貌合神离”不但不是错,而且还是必须遵守的规则,这就是“无情对”。无情对要求上下联要字字相对,同时意意相离,上下联句意之间不能有解释得通的关联,简直就是中国版的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文学。明成祖朱棣曾经出了个上联——色难,大学士解缙略一思忖,对出下联——容易。字词成对,句意无情,好一副天作之合的无情对!
对联里的“游戏规则”越独特,代代才子便玩得越起劲,我们这些历史的后来者也就看得越尽兴。
而作为挂在自家门外祈福迎新的春联,便少了些“炫技”的色彩,多了些对家族和家人的祝愿,也由此有了些个性化色彩。官宦人家的春联,多半是期许“步步高升”；商贾人家,则多以“金玉满堂”为主题。
我家也曾尝试编写自家“专属”春联,由资深文学爱好者——我妈妈撰句,再由资深书法爱好者——我大舅书写。妈妈先从全家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然后开始排列组合。祖、父辈起名还恪守着家谱里排好的字,兄弟姐妹的名字也多有关联,如“树”“梓”；到了我们这一辈,每家都只有一个孩子,名字组不出“排比句”,而且多是形容词,如“真”“嘉”。长辈们的名字做主体,我们小辈的名字点缀其间,倒也风趣横生。
再往前数,我的曾外祖父算得上写春联的行家,并且擅写鸟虫书、娃娃书。鸟虫书,即鸟虫形与字形融为一体,鸟腹有墨水,字生翅飞天。在曾外祖父笔下,同一副春联中,有白鹤亮翅,有雏燕啄羽,有凤凰啭喉,有黄雀啁啾,仔细一看,其实满满都是招祥纳福的吉利话。
娃娃书更是贴合新春佳节的祥和氛围。娃娃书的造型与传统年画中的娃娃相似,字形圆润活泼。娃娃书一摆,乍看是个胖娃娃,定睛一看是个汉字,一晃神再看还是个胖娃娃。家门上贴着这样的春联,进门时抬头能见笑脸相迎,出门时回头能见笑脸相送,想必有利于门内家庭和睦、门外办事顺利吧?
年复一年,写春联的人在变,贴春联的习俗一直传承着中华文化,传承着家家户户那份最朴实的对家庭的爱、对祖辈的怀念、对亲人的嘱托和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