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税率”是什么鬼？最近很多新闻媒体都在爆料“死亡税率”的事件。事件起源于一位福耀玻璃的老板曹德旺的讲话，谈到中国除了人力成本，其他都要比美国的贵，并且谈到税负问题，中国企业税负重，要比美国高，同时谈到去美国投资的想法。这则讲话立马得到中国内地众多学者的响应，其中一位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称中国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水平，并称之为企业的“死亡税率”。于是“死亡税率”径走在网络之中，一场官方和民间学者的较量开始了。
李炜光教授的“死亡税率”径走网络之后，就有官方出来辩驳了。12月21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表示，“死亡税率”是误导，并以财政收入和GDP比重来衡量宏观税率的标准，列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税负水平，得出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较低的结论，并称衡量企业税负的轻重，不能简单片面只看税率的高低，税率并不等于税负，应当从多维度综合衡量。李炜光也作出了回应，称李万甫错了，以数据作出了反驳，同时称到财税问题背后是政治，以后不说话了。
官方和民间各抒己见，所采用的数据标准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税负问题到底高还是不高？企业能不能承担得起目前的税负，“死亡税率”是否言过其实呢？让我们去揭开这神秘的答案。
中国税率改革整体利好企业，相对其他国家确实存在优惠
征税体质追溯到中国古代，因为中国古代生产力不发达，主要以小农经济为主，因此在征税体质中，主要以人丁和田地作为征税标准，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初税亩”，明朝时期的“一条鞭法”等，中国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大大的提升，特别是引进外资、技术等，工业化程度有了质的发展，税种就欲需要完善，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划定了中央和地方的分割蛋糕的标准。
那么目前中国的税负水平怎么样呢？据了解，中国目前大的税种有流转税、收益税、财产税、资源税和行为税五类，其中中国以流转税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流转税中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2016年5月1日起，全国实行了全面的营改增，营业税可以说是退出历史舞台了。我国的增值税维持在17%标准税率和13%的优惠税率，营改增后，增设11%和6%两档低税率。营改增后，对于生产性企业确实有了很大的帮助，但是流通性企业却增加了税负负担。
为了彰显减轻企业的税负负担，政府在其他税种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资源税以前是以量计征为准，2016年7月1日起，全面实施以清费立税、从价计征为主要内容的资源税改革。资源税改革后，上游生产资源品企业得到了好处，税负减轻有了些效果。而中国企业所得税率一般为25%，对扶持的高科技产业实行优惠税率15%，这也是有助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外引进资本技术的。
从税率改革层面说，中国的税负确实在降低，而且对比外国来说，还有着很大的优势，比如近期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税制修改法案，取消经济不景气时可停止增税的条款，同时正式决定自2017年4月起将消费税税率上调至10%。2016年俄罗斯根据俄联邦税法典提高了企业所得税的预缴标准，纳税人汇总纳税的条件更加严格。而且根据李万甫所说，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作为宏观税率标准，和发展不同程度的国家也存在一定的优惠。比如中国宏观税率30%，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
从企业税收负担来看，税率减轻的负担远不如税种增加的负担大
从政府的税制改革历程来看，好像对实体经济都是有好处的，税负都在减少，企业负担名义上减轻很多。实际上，税费的改革，不仅仅在税率上，还在于税种科目上。比如一家企业某一个税种纳税技术为1000万，之前所有的税种加起来税率平均为40%，那就要纳税400万，如果税率降低了1%，纳税减少10万，但是如果税种增加了很多，导致平均税率高于40%，比如42%，那么这家企业要纳税420万，因此降低税率对企业的税负没有任何帮助，原因是税种科目增加了。
实际上，税种的征收的科目随着经济的发展，都在不断的增加，典型的比如“小汽车”税目下增设“超豪华小汽车”子税目，对超豪华小汽车，在生产（进口）环节按现行税率征收消费税基础上，在零售环节加征消费税，税率为10%，2016年12月1日起执行；再如在房地产上收取各种物业税，人头税；在企业产品流转过程中，增加之前没有的税种，甚至将公益收费直接变成税种科目等等。
各种苛杂的税种科目，加上各种隐性税，比如公共设施使用费，能源使用费以及相关费用导致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中国内地的企业觉得中国税负高，实际上是有章可循的。每一次增加税种，都会引起吃瓜群众的大力反对，大伙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增加税种，企业肯定会转嫁给消费者，于是消费者消费压力大，企业销售也困难。
每一次增加税种科目，政府都有充分的理由，比如在所得税增加税种上，则是调节贫富差距；流转税增加税种上，是调节价格过高，稳定物价；在交易行为税增加税种上，则是避免过度交易产生的市场秩序会乱等。我们也不能说政府采取的措施不对，但是所谓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拿着税种有多少用在民众福利上呢？如果是大家所熟知的单纯的分配蛋糕，那这和抢有什么区别呢？
投资环境的改变或许是企业撤离中国的根本原因
曹德旺老板的讲话视频在网络上疯狂传播后，有人就把曹德旺贴上了“跑路”的标签，曹德旺立即回应跑路传闻，称自己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不会跑路，并称要塑造一个跨国集团，只是到美国投资。
我们不能把曹老板的投资意向说成跑路，其实这也是中国媒体的一个弊病，为了追求浏览量，什么话都说出的出来。实际上，看了曹老板的讲话视频，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作为一位企业老板的心声。一个企业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利，曹老板自己觉得在中国赚钱越来越难，苛税杂税多，企业税负重，在整体经济效益不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压力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按照之前的收益环境，就算企业的税率没有降低，企业还是有这样的承受能力的。可是收益下来之后，税种又多了，税率降低也无济于事，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不赚钱，我为何不到新的地方找钱赚呢？
这样，我们找到了企业税负负担重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时，中国投资的企业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如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政策的优惠等，赚的口袋满满的。到了21世纪，互联网在中国开始蔓延，并爆发式增长，各种相关的互联网产业以及新技术性产业被发现，中国投资的企业再次获得商机。
但是人力资本相对于其他新起国家，比如印度，已经不再具有优势，各种资源产品被炒高，零售环节各种增加税种科目，货币贬值，政策已经不具备同等国家的优惠条件等，企业获利空间已经越收越窄，作为一个企业来说，获利是存在之源，那么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就会寻找更能创造利润的地方投资，比如印度，川普上任后的美国等。
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投资环境的变迁，资产投资严重偏向于股市和楼市，实体资产少有人问津，实体资产的产成品，变成消费品，而股市楼市属于投资，必然挤占消费，那么企业的产品资金回收困难，库存增加，企业发展就会有很大的压力。而且中国面临着很多压力，这些压力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面对错综复杂的投资环境，于是我们就会了解曹老板的心里想法，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商人最朴素的想法。
因此，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改变目前的投资环境，在政策优惠上多下文章，才能在其他国家中占有比较优势，留住在国投资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