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苏丹、叙利亚、刚果(金)、埃塞俄比亚……里约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里的10名难民运动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分别参加田径、游泳、柔道、马拉松等项目的比赛。
“他们夺取金牌的希望可能不大,当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联合国难民署协调专员克劳德·马歇尔告诉记者,他此次来到巴西的主要任务就是继续帮助奥运会上的首支难民代表团。
没有人愿意被迫离开自己的故土和亲人。当这支难民团举着奥林匹克旗帜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一样走到马拉卡纳体育场的中心,他们笑容背后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地狱般的经历”。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讨论难民们经历过什么,特别是一些女孩们。眼看着亲人在自己眼前被杀,慌乱中与家人失散,再也联系不上,甚至连对方是生是死都无从谈起。”克劳德·马歇尔已经在难民署工作了22年,听过太多悲惨的故事,他在诉说中几度哽咽。
来自南苏丹的詹姆斯·尼安杰·希安杰克儿时为了躲避童兵征兵逃去了肯尼亚,他的父亲是一名苏丹军人,在内战时失去生命。
来自刚果(金)的约朗德·马比卡也不知道父母是否还活着,她只记得自己是被一架直升飞机带到儿童救助中心的。
同样来自刚果(金)的难民运动员波波莱·米森加回忆起自己是如何和家人分离,这个已经在巴西拥有一个幸福家庭的七尺男儿忍不住掩面哭泣。
“我有两个兄弟,我们从小就失散了,我甚至记不起来他们的样子,如果他们能在电视上看到我,他们会知道我在巴西过得很好,我将要参加奥运会。”波波莱说。
波波莱在森林里躲藏了8天才被人解救并带往首都金沙萨。在金沙萨一家流离失所儿童救助中心,他开始学习柔道并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亲人在巴西重逢。“没有体育,我就不是今天的我,也没有机会参加世界上最重要的赛事。”波波莱说。
为什么要将体育运动带给难民?“因为他们需要运动帮助他们重新开始,重新开始需要足够的勇气。”克劳德·马歇尔举了一个例子。
“那些难民营里的姑娘安静的学着编织,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人告诉我,这完全不对,她们彼此之间根本不说话。必须要鼓励难民们去运动,只要大汗淋漓一个小时,他们就能够重新学会笑。”克劳德·马歇尔说。
克劳德·马歇尔告诉记者,他们更为重视对女性难民的教育,因为这些女孩将来都会成为母亲,受过教育、爱好和平的母亲会影响她的孩子。
奥运会的初衷是和平,奥运会历史上出现的首支难民代表团让我们再次回望奥林匹克的初心。只是比赛结束后,这10名难民不会天天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我们可能会慢慢忘记他们的模样。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明,组建难民代表团的目的——对于全世界难民而言,这是一个希望的象征。同时也提醒全世界,难民危机是多么严重。
“我为什么退休后要去难民署工作,因为我曾经就是难民,我是一名犹太人,当我的爸爸意识到我们必须离开德国的时候,我虽然还是个小孩,但依然刻骨铭心。”克劳德·马歇尔说。令他最为无力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难民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反而愈加严重。
难民代表团的游泳队员拉米·阿尼斯来自叙利亚,他说,希望2020年奥运会不再有难民代表团,我们每个人都能代表自己的国家比赛。这几乎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愿望,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和谈迄今还很难看到和平的前景。
“很多孩子出生在难民营、生长在难民营,从肯尼亚来的这些孩子从没见过这些,他们没有见识过这个世界。”克劳德·马歇尔告诉记者,难民营的生活条件之艰苦可以想象,有5名难民代表团的选手来自肯尼亚卡库马难民营,借助奥组委设置的放映屏幕,难民营的人们会为他们祈祷胜利。
约朗德·马比卡的一头银发格外引人注目,而她也期待通过发色的改变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染了我的头发,并不是要掩饰自己的身份,我只是想从头开始,不仅有一个新的发色,也能够有一个新的起点、新的人生”。
“虽然我现在想掉眼泪,但我依然感到非常高兴,里约奥运会不是终点,而是一扇门。比赛结束后,我想我会去鼓励其他年轻的运动员,不要放弃希望,会有好的生活。”来自南苏丹的运动员耶什·普尔·比尔说。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提到难民代表团时曾说,难民们因为冲突和战争无家可归,这支队伍代表了全世界难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向往。
难民们曾经都是普通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原本也跟普通人没有差别,有亲人、有朋友、有工作、有希望。每个人都向往平静的生活,每个人有追求梦想的权利。
体育的特长让难民代表团的10名运动员得以走到聚光灯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背后还有6500万人的故事,我们并不是全都知道。
“每个国家都应该想想能够为难民做些这些,帮助难民重新开始新生活的花费很高吗?也许意识和责任感的高低才是问题所在。”克劳德·马歇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