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东学子徐玉玉九千余元学费被犯罪分子通过电信手段骗走，郁恨中黯然离世。在事后的调查中，工信部发布公告称，涉案的两个诈骗手机号码均已进行实名登记。
手机实名制，被认为是有效遏制电信诈骗的手段之一，也是运营商企业针对电信诈骗采取的主要措施，于2013年9月在全国全面执行，按照“先登记，后服务；不登记，不开通服务”的要求强制铺开。
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来看，从2011年至2015年，全国电信诈骗案件数量从10万件飙升至约60万件。而在今年，电信诈骗的数量依然在上升。对此，众多业内人士表示，电话实名制，使电信诈骗的犯罪成本略微上升，但并非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电信诈骗数量上升实名制无法遏制 移动电话实名登记制度作为一项强制规定实施以来，工信部、公安部以及以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为主体的企业曾多次联合展开行动。
2015年，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电话打击“黑卡”的专项行动。当年7月，浙江破获了当时全国最大的一起电话“黑卡”案，缴获3.7万张“黑卡”。通过专项行动，多地都揪出了一些类似案例。2016年7月底，广东也查获黑卡逾十万张，疑犯利用非法软件破坏电话卡实名登记系统，向系统输送“虚假身份信息”，开通并销售大量非实名登记电话卡。
与此同时，工信部在今年4月出台了《关于加强规范管理促进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矛头直指虚拟运营商。并从2015年年末至2016年4月，组织电信企业对14万个涉及电信诈骗的号码进行强制关停。此外，安徽、广东等地公安机关也在各地对伪基站采取行动。
一系列动作背后，收效却并不理想。手机“黑卡”对于实名制，似乎有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悖谬。
近日，
腾讯联合公安部、工信部和移动、联通、电信等企业，发布了《2016年第二季度反电信网络诈骗大数据报告》，该《报告》称，今年第二季度，全国共接用户标记超4.6亿条，环比增加1.8亿条。其中，收到诈骗短信人数3亿人、诈骗电话18.8亿次，环比增加88%。其中电话诈骗涉及金额最大，达16亿元，同时也为数量最多，占比近6成。通过短信诈骗的金额和数量依旧处于上升态势。
“不可否认的是，实名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信诈骗的犯罪成本，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犯罪嫌疑人会去农村等偏远地区收购电话卡，或向大学生等无社会经验的人群去收购电话卡，或通过物流、银行等其他渠道获得普通消费者的个人身份信息，来绕过实名制。”虚拟运营商发展中心研究员莫广卫告诉记者。
破案难致电信诈骗猖獗 实名制自出台伊始便伴随着用户信息安全的争议，不过在工信部的力推之下，反对之声渐息。
“政府对于实名制的推广、落实，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实名制执行的主体是企业，除移动、电信、联通三大企业外，还有
阿里通信、分享通信等近年来进入电信行业的虚拟运营商。企业是需要考虑成本和利润的，实施实名制，一方面会使企业的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会影响手机卡的销量，进而影响增值业务的收入。如今反对声少了，一方面得益于宣传，更重要的是因为电信诈骗越发猖獗。”独立电信分析师
项立刚表示。
在项立刚看来，政府对于三大运营商的管理是简单的，是行政手段可以解决的。而对于虚拟运营商，却缺乏足够的约束力。据悉，某虚拟运营商实名制执行不力，工信部约谈后依然我行我素，工信部只能对该虚拟运营商的未来的通信业务扩张进行限制。
除前期的预防管理外，对于案发后的反应机制，传统的手段也存在滞后性。一位从警十余年的民警告诉记者，在徐玉玉一案中，受害者要去山东派出所报案，派出所需要联系市局，市局需要联系省公安厅，省公安厅要联系贵州省公安厅和福建省公安厅，贵州省公安厅需要联系银行去停止支付，操作流程很复杂，且效率低，而山东警方为破案需前往福建、贵州出差，差旅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总体成本远高于被骗的钱数。
现在的电信诈骗呈现出网络化、高效率、低成本、清晰分工和技术手段高的特点，但是相关部门应对电信诈骗却是琐碎化、网格化、低效率和高成本，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系统，让小额诈骗的成本过高。
电信诈骗未能得到有效的防惩，对于正在逐渐走向市场化的电信业而言，也增加了争议，莫广卫认为，市场化能够促进行业规范，倒逼企业做好用户信息安全管理。而项立刚则表示，市场化会让企业面对利润时，放低门槛，使电信诈骗更为猖獗。
“3年前向虚拟运营商开放号段被认为是打破电信业行政垄断的第一步，不过就目前来看，牌照一直悬而未发，徐玉玉案引发舆论热炒，市场化进程很有可能放缓。”莫广卫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