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之际，道家思想传入山海之间的齐国，其“因循为用”的精神气质与海纳百川的齐国文化高度契合，受到了齐国君臣的重视与扶持，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黄老学派。黄老道家的经典，无论是传世的《管子》，或是经考古发现而重见天日的《黄帝四经》和诸多简帛残篇，强烈地表现出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同时，黄老道家与生命科学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黄帝内经》和其他简帛医经提供指导思想。
养生，作为道家从始至终的核心关切，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黄老道家密切关注的问题。“身国同治”是道家重要的养生理念之一，道家学派的主要人物大多对这一问题做过讨论。与老子和庄子相比，黄老道家对身国同治的理解和阐释更加细致，深入到了治国和治身的具体层面。
身国同治理论的深化
在黄老道家的论说中，治身的行为被普遍化，不再被圣人们独占独为，而成为每一民众所享有的共利。《黄帝内经》中曾托黄帝之言说：“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着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所终时。”（《黄帝内经灵枢·师传》，下文简称《灵枢》）对于君主来说，使人民身体健康、人伦敦睦，是使国家正常运转、长治久安的基础。黄帝认为先师“弗着于方”的学问既可以治民，也可以治身；既可以保证自己的健康，也可以让百姓免于疾病，敦睦人伦，泽及后世，实在是治国治身的无上之学。
随着治身观念的普遍化，养生的意义得到了丰富。在黄老道家那里，“养生”观念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养生，而将养生的意义扩大到民众与国家的休养生息中。《黄帝四经》中说：“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正。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黄帝四经·经法》）在黄老道家看来，天有生养万物之德，也有收杀万物之刑，天生天杀遵循着天时的变化。与之相应地，人间的政治也有休养生息与杀伐刑戮。所谓的“文”政，就是顺应天生之时的“养生”行为。显然，这里的养生就不仅仅局限于保养个人的生命，而主要是一种休养生息的统治行为。受惠于这种行为的，不仅是君主本身，还有更广大的民众与国家机体。
在对生命的研究中，黄老道家指出身体与国家有着相同结构，即“身国同构”，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身国同治”的观念。精通医道的岐伯曾说：“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灵枢·胀论》）脏腑的概念，本来就起于人事中的藏和府。如岐伯所言，人的身体与国家的结构非常相似：心主神明，为一身之主，膻中就如同君主所居住的宫城；胸腹是脏腑所在之处，如同包围其国家府库的城郭；腐熟水谷精微的胃，如同储存粮食的太仓，等等。这种身国同构的观念也对后世的道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葛洪在论养生时，也曾说“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抱朴子内篇·地真》）
正是由于身国同构，治理身体和国家的技术也便遵循着同一的道理。岐伯说：“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下文简称《素问》）人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最终的父母。作为天地之子，人身体的节序与天地之理相同，知晓自身的虚实节理，就能通晓天地之间阴阳、五行、八风的变化，知晓天地所生的万物。以此治理天下万物，则秋毫之微的虚实之数也尽在掌握中。因此，《吕氏春秋》说：“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吕氏春秋·审分览》）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治身成为了治国的关键。黄老道家认为，人是万物之中的最尊贵者。《黄帝内经》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篇》）在天地之间的芸芸万物中，只有人秉赋了最为完备的天地之气，因而能成为裁制万物的尊贵者。鹖冠子说：“天地阴阳，取稽于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十变九道，稽从身始。五音六律，稽从身出。”（《鹖冠子·度万》）人治理国家、认识天地的稽式也是取象于自己的身体，从自己的身体开始、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揆度天地的变化。《黄帝四经》中说：“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黄帝四经·十大经》）从自己的身体中获得稽式和度数，就可以向外推布，应用到治人事天的实际举措中。
身国同治的诸原则
治理身体与治理国家都是具体而实际的事务，在现实运作中天差地别。尽管如此，指导治身与治国的原则却是共通的。在黄老道家的论述中，“治于未乱”、“寡欲守静”、“顺而不逆”与“合道而治”等原则，组成了同治身国的智慧体系。
治于未乱
道家服膺“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特别重视“无”的一面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也特别关注征兆出现之先与事物萌生之初的状态。《灵枢·官能》中说：“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亡，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邪气窜入人的身体，萌发出疾病的萌芽，呈现出若有若无的征兆，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对其视而不见就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因此精通医道的上工能够察见邪气入身的萌芽，并在萌芽之初进行积极治疗，而下工却对征兆萌芽视而不见，只能面对后来形成的凶猛病势束手无策。因此《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寡欲守静
对主张“虚无为本”的道家来说，清心寡欲是治国治身的良方。《文子》引用老子的话说：“夫人从欲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国则乱，以治身则秽。”（《文子·道原》）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失去自然的本性，离开自然的本性就会导致行动偏离正轨。纵欲者在欲望的主宰之下治理国家就会导致动乱，治理身体则会招来邪秽。因此，《黄帝四经》说：“天下有三死：忿不量力死，嗜欲无穷死，寡不避众死。”（《黄帝四经·称》）嗜欲无穷就会导致灭国丧身的恶果，是治国治身者尤须引以为戒的。
寡欲与守静相互关联，寡欲能令内心不动，守静则使嗜欲不起。《管子·内业》中说：“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管子·内业》）守静处正，不但能令身体处在自然康健的状态，也能让人立于天地之间，遍知天下的境况，建立伟大的功业。所以《文子》中说：“静漠恬淡，所以养生也。”（《文子·九守》）
顺而不逆
“因循而应变，常后而不先”（《文子·道原》）是道家一贯的行为方式。因循，从本质上看，就是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和发展趋势。在治国治身的实践中，顺应民众和身体之自然，是特别重要的原则。岐伯说：“夫治与民，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灵枢·师传》）在岐伯看来，无论是治理自身还是治理民众，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都必须顺应治理的对象，切不可倒行逆施。对于治身而言，需要顺应经脉的阴阳、气行的逆顺；对于治国而言，则要顺应民众的志意，不能独断专行。
合道而治
在万物背后发现大道，并最终与道相合，是道家最高的理想。道是产生万物的本原，也是作用于万物的规律。合于大道，并以道来作为治国治身的指导，是道家的最终门径。《灵枢·外揣》中记载了黄帝向岐伯请问九针之道的故事，黄帝认为内容丰富的九针之学其实是可以“浑束为一”、“一以贯之”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岐伯的肯定，岐伯并点破了治身之针道与治国之政道能够一以贯之的关窍。无论是针道或是治国之道，最终都是大道的示现，要靠大道的作用，才能实现“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殊途同归，最终都回归到大道之中。
所以文子说：“故圣人持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浮沉，如此万物之化，无不偶也，百事之变，无不应也。”（《文子·九守》）圣人修持自己，逐渐达到与道浮沉的境界并合道而治，就能与道一起观察万事万物的变化发展，并与一切变化相偶相应，实现妥贴而有效的治理。
至治的境界
在黄老道家那里，治国治身的最终目标是达到一种极为圆满的境界，即“至治”。
《黄帝内经》中描述了两种“至治”。第一种“至治”是治理身体的最高境界：“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无逆天时，是谓至治。”（《灵枢·百病始生》）治身的原则非常简单，即根据病痛的具体情况知晓相对应的病证；探察身中阴阳之气的有余与不足，并根据损益的道理进行补泻；辨证施治顺应天时的变化而不违逆，这其实是医家至高的治疗原则。
第二种“至治”则已经超越了“治”，而走向了“不治而治”：“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灵枢·通天》）对阴阳和平之人而言，他身中禀赋的阴阳之气是和谐持平的，因而居处安泰，内心和静，没有过分的畏惧，也没有过分的欣喜，婉然顺从万物而不与其争夺，因顺天时的变化而变化，始终保持谦和的态度，从不主动地去治理什么。显然，这位“阴阳和平之人”其实是一位无为而治的得道之士。
治国治身最终要从“有所治有所不治”上升到“无治无不治”。文子说：“是以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厉其精神，偃其知见，故淡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文子·道原》）道是无为的，却又是无不为的。在文子的理想中，圣人勤修根本，舍弃末节，内守精神，平息智巧，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合道境界，从而实现“无治无不治”。所谓“无治”就是不去刻意改变事物自然的本性和趋势；无不治，就是因循物与物之间自然的作用和联系，使其相互影响制约。
由此，治国治身也将达到极致的境界。道家理念的践行者最终会在治国治身的过程中达到精神与生命的飞跃，与道同游，融会在道的循环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