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足：飞得更高，然后呢
距柏林约几公里的波茨坦小镇，有一处闹中取静的所在，中国门将王飞两室一厅的公寓就坐落于此。
自去年底转会至德甲波茨坦队以来，她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两点一线”生活：训练，宿舍。偶尔，她会请队友们见识一下自己的厨艺，或者逛街。这个大连姑娘骨子里崇尚进攻，以前梦想是前锋，而且不敢于平庸的生活，在生活中喜欢自拍。
在队伍中，王飞属于标准的“白富美”：但实际上，她每月工资仅几千欧，每天的座驾是俱乐部配置的两厢小车（每月租金200欧）。孤独，单调，自信且不羁，它如同王飞镇守的球门一样，构成了一个女足群像的深刻隐喻。
由于项目的参与度、观赏度与市场化程度不高，女足队员的商业价值尚难得到充分开发（某足协官员对女足重奖三十万的豪言，只不过再次不幸地证明了：从事女足行业是多么苦逼，多么成本低廉，性价比高。）这一点并非中国的专利，而是市场导向使然——在任何国家，包括日美德等世界冠军，女足也只是以业余体育甚至半职业化的面目出现。当然，和那些欧美列强比，中国女足显得更为沉重一些，因为她们的参照物是高收入且低产出的中国男足群体。因此，除了在国际大赛上为官员升迁提供足够的政绩外，她们还成为球迷们各种精神，比如爱国主义，比如体育强国的自我暗示。
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铿锵玫瑰，曾凭借出色的竞技成绩（奥运银牌，世界杯亚军），在中国掀起了一阵女足热潮。但随着比赛结束，公众的热情在逐步消褪，中国女足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
公开数据显示：国家队的选材范围局限在15个省级地方队，每支队伍20人。总计300的人口基数，构成了女足的所有库存。在对央视名嘴申方剑描述后辈力量时，中国女足主帅郝伟只能无奈地耸耸肩。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姑娘们除了要和逼仄的市场（由于教育的缺失，每天风吹日晒，加之当时足球整体大氛围不浓，很多队伍只能从田径队招人）、每月三四千的微薄薪水做斗争，还需要遭遇两大强敌：伤病和世俗的非议。
山东体育台曾拍摄一部《花样年华》的记录片，记录了基层女足队员们的生活：胡新娜所在的山东女足，有将近一半（13个球员）患有贫血症状。由于营养不良，装备很差，队员们或多或少都有伤病在身。由于常年劳损，胡新娜的膝盖掉了两个骨碴，为此她每次比赛都在担心膝关节是否会被卡住。队医形容她是20岁的模样，60岁的膝盖。是不是和那个铁榔头郎平有点相似？
正是在这种畸形的发展氛围中，女足姑娘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最终却是伤痕累累。胡新娜和队友们最害怕的是和如下两个场景发生牵连：一是朋友的婚礼，因为会被无休止追问结婚的话题；另一个是观看《非诚勿扰》节目，“看人家姑娘22岁，言谈举止多么的成熟得体。咱都26了，说的话都不跟人家一半。”
在本届女足世界杯上，女足姑娘们的遭遇再次激起了网友们的议论。球迷们希望社会能配置更多的资源，能得到更多的回报。这种情况让我们有些似曾相识，每届大赛人们都会聚焦这些人，关注他们的薪水和市场发展。但等到比赛过后，一切都烟消云散，回归平静的生活。
但这届女足，却有些不一样。
从小组赛对阵加拿大、荷兰、新西兰到1/8决赛对象喀麦隆，女足姑娘的每场比赛都是惊险而又艰苦卓绝。和近30年前的铿锵玫瑰相比，女足姑娘们战术素养、基本功甚至阅读比赛的能力都有缺失。她们清晰的失误和盲目随意的大脚长传，往往看得让人提心吊胆。而和孙雯等超级明星相比，她们没有了风驰电掣的速度，华丽的中场盘点，甚至强悍和冲击。但人们却发现，不管在任何情况，即使是濒临被淘汰的边缘，他们都不抱怨，不知疲倦，且无所畏惧。而是脸上总是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和前辈们相比，她们还被冠之以另外一个尊号“颜值最高的队伍”，与之相匹配的，是“女足高圆圆”、“国民女友”“女神”等绰号。同样以王飞为例，她曾像偶像伊基塔一样有过进球纪录，也有着撕裂肌肉的马甲线，但她更喜欢让自己的青春涂抹上一些色彩，购物，爱美，还通过自拍，记录宕起伏的人生。
有道德卫士严肃指出，这些姑娘们应该埋头比赛，而不应该在场外过分凸显自己。片面向市场看齐，只会让他们堕落。但我很欣喜这种变化。作为这个队伍的铁粉，我希望她们的队伍能留下这种微笑和淡定，也希望他们获得越来越多来自官方和公益组织的嘉许。我还希望这些姑娘们，她们的内衣，化妆品，相机，手机，服装等，能成为赞助商们的最爱。因为她们的努力，配得上这份嘉奖。
我还想重复肖良志的一句话：你的每次点赞和转发，就是对女足姑娘们最切实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