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国足协发布声明说，聘请原加拿大足协裁判办公室主任刘虎担任中国足协裁判办公室主任。
乍一提起刘虎，估计包括很多中国足球圈的人都感到陌生，甚至觉得加拿大（男足）的世界排名（１１５位）还不如中国（８２位）的高，怎么会请他来？但一说起“Ｔｉｇｅｒ”（刘虎的英文名），那可是国际足球裁判界响当当的名号。他培养的加拿大裁判中有年仅２４岁的国际级裁判；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４年，连续４届世界杯都有加拿大裁判执法，其中一位国际级助理裁判参与了其中３届世界杯比赛、前后执法１３场、创下单一国家世界杯裁判参与执法最高纪录；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也有３位加拿大裁判执法，今年女足世界杯更有４位加拿大裁判入选……
来到中国近４个月，这位裁判界大腕都做了些什么？中国足球裁判应该走上怎样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请进来和走出去？裁判职业化是否是大势所趋？就上述问题，新华社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刘虎。
“中国足球环境触动了我”
身为加拿大公民的刘虎在加拿大的待遇好、地位高、名气大，但他却放弃了这一切，离开妻儿毅然来到足球裁判事业尚处初级阶段的中国，到底是什么触动了他？
“来之前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我已经在加拿大定居２０多年了，在加拿大裁判界干到顶级了，在国际裁判界也有一点名气。但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好的足球环境触动了我，我来就是想干点事。”出生于青海的刘虎直言不讳：“其实我来中国工作，在经济上还是有一点损失，但我更看重为中国的足球事业做出我应有的贡献，单纯为钱我是不会回来的。”
带着“干点事”的动力，刘虎在去年１２月接到中国足协邀请后很快就作出了决定，他于１月１９日离开加拿大足协，２２日就到中国足协报到了。只身一人在中国，他每天几乎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最大问题是缺乏长远规划”
刘虎发现，中国裁判工作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长远规划。他以教材为例，“现在国内三级、二级、一级裁判培训的教材并不统一。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且要和国际足联、亚足联的要求结合起来，”刘虎说。“现有的裁判规则的汉化版本中有很多理解有偏差的地方，比如第四官员补时举牌是在‘最后一分钟结束前’，而非‘结束前一分钟’。这类问题需要立即纠正。”
实际上，刘虎在加拿大足协任职时也有一个摸索过程。２０１１年，他到加拿大足协后邀请６位专家花了６个月按照他的要求把不同级别的培训教材重新整理，这些教材沿用至今，非常实用，得到了国际足联发展部的高度评价。
２０１２年，刘虎又成为美国大联盟裁判技术小组成员，他又帮美国制定了裁判发展１０年计划。
刘虎表示：“（中国）各省区市应该有计划，比如今年培养多少裁判、举办多少培训班。中国足协也要有长远规划。”
“中国裁判有水平，氛围差”
刘虎说，他看了几轮中超比赛，水平不低，裁判水平也不错。“今年中超首轮打入创纪录的２７球，比赛的流畅性难道与裁判没有关系吗？”
现在刘虎每周四都会把上一轮的关键判罚通过视频发给大家，通过网络给中超裁判监督和裁判答疑解惑，效果很好。
他认为，裁判出现误判等问题一方面与缺乏训练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的氛围有关。
“裁判也是需要集训的，美国大联盟的裁判两周集训一次，但是中国只在１月和六七月份各有一次。我现在希望给中超裁判每５轮集训一次，这个应该可以实现，集训之后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刘虎解释说，集训内容包括分析前５轮出现的问题，对红黄牌的识别问题，身体素质训练，心理调节等。他还特别提到，目前职业联赛连心率测试器都提供不了，这让他很揪心。“国际上已经用了十几年了，但是我们的顶级联赛却还没有配备。有了心率测试器，对于某个裁判的相关数据我就可以一目了然，体能，训练量等等，这也是安排比赛的其中一个依据。”
刘虎说，现在中国球员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不管你判的对不对，都要上来和你理论、围裁判。为什么有这个习惯？为什么在亚冠，国际比赛中不敢呢？这无形中给中国裁判增加了很大压力，这种氛围很不好。而且有的媒体导向有问题，因缺乏对最新规则的理解，却替裁判作出了判罚，在这样的情况下裁判能把比赛一场一场吹下来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所谓的“氛围”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中国足协有一个裁判评议组，原先有１１人，现在缩减到７人。
谈到缩减的原因，刘虎表示，国际上并没有评议组。评议组应该是一个技术小组，只是对裁判判罚进行评议，给裁判提出如何改进等，它不是裁判委员会，它没有对裁判升降级的权力。按照专业性需求，足协将评议组人数进行了缩减。
对于裁判出现判罚问题被停赛的做法，刘虎也有不同看法，“中超判罚出了问题，可以下一轮不派中超了，而改派到中甲或更低一点级别的比赛，让他恢复一下自信心，并保持比赛的状态”。
当然，如果裁判出现重大错漏判，中国足协也是有处罚机制的，只是在内部处罚，不向社会公开，这是国际惯例。
“不主张请外裁执法联赛”
对于邀请外裁来中国执法联赛，刘虎一直都不大主张。“中超联赛现在是亚洲第一联赛，自己的联赛应该用自己的裁判。如果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裁判还好，但邀请一些东南亚国家的裁判来执法对他们倒是一个锻炼，但中国的裁判却少了锻炼的机会。站在国际足联、亚足联的角度考虑，你连自己的联赛都拿不下来，怎么能给你世界级、亚洲顶级的比赛进行执法？”
因此，刘虎来了之后，一方面跟国际足联、亚足联打了招呼，与亚足联裁判办公室主任频繁交流，另一方面积极帮助中国裁判拿到出国执裁的邀请，“去年１到６月，中国的国际级裁判（男子）派往亚足联和国际足联的比赛是５９场，而今年到同期已经有１０７场，包括３场亚冠和５场世界杯预选赛；而且有３位女裁判进入了加拿大女足世界杯”。
为了解释培养本土裁判的重要性，刘虎还举了美国大联盟的例子。“美国大联盟职业裁判有限公司成立后，洛杉矶银河队的老板提出给我们１７００万美元，３年时间全部请欧洲裁判，不用一个美国裁判。但后来我提出，３年后怎么办？３年后就没本土裁判了，所以我们必须培养自己的裁判。现在执法美国大联盟的裁判，全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裁判。”
“职业化是大势所趋”
在刘虎看来，裁判职业化是大势所趋，但现在可以先半职业化慢慢过渡。
“其实我们做的工作必须按照职业化的要求去做。职业化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公司行为，公司和裁判是雇佣关系，给裁判开工资。我雇你来吹比赛，我不管你有没有其他工作，但是你必须保证完成我交给你的比赛。国内现在还没有职业裁判，只是我安排你来吹比赛，我给你出场费。实际上可以先由半职业化过渡，德国、英国、美国这些国家都是这样开始的，”刘虎说。
“何时能实现职业化？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愿望。因为只有职业化，才能全身心投入联赛工作中。”
“打破条条框框”
北美顶级联赛裁判平均年龄３６、３７岁，中超裁判平均年龄超过４０岁，而国际上的退休年龄是４５岁。加拿大注册裁判有２万多人，而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裁判２千多，两者差距悬殊。
刘虎认为，中国应当打破条条框框加快裁判培养。他介绍说，在加拿大，１６岁就可以吹１１人制的比赛，每年有１００场比赛，做到２０几岁就有近千场的经验，到了２４岁符合国际足联规定时就可以报国际级裁判了。而在中国，裁判大多来自大学，大学毕业２２岁才开始执法国内比赛，Ｕ系列吹够一定场次后吹中乙，中乙吹两年，中甲吹两年，然后才是中超，算下来到能吹中超时都已经３２岁左右了，这还是非常快的。
“我们的条条框框太多。现在我们的裁判青黄不接，高水平人数少，年龄大，底子也不厚，培养一个国际级世界杯的裁判需要８－１０年，保守一点１２年。”
按照国际足联规定，３８岁之前必须报国际级，而亚足联规定３５岁之前不是国际级就不能入选亚足联的裁判精英班，而入选不了精英班就意味着基本无缘执法世界杯。
“２０１８年世界杯我们基本没戏了，因为我们的裁判没有进入世界杯大名单。２０２２年卡塔尔世界杯有没有希望？这需要各个方面协助，建立扎扎实实的培养体系，才能达到世界杯的水平，”刘虎说。
刘虎表示，只要协调好跟教育部门、学校的关系，让孩子吹孩子的比赛完全可以实现，这样有助于积累执法场次，为尽快实现裁判“升级”打好基础。“在加拿大，我儿子小时候就经常骑着自行车，背着装着旗子、哨子的小包去吹比赛，每场比赛还可以挣二三十块钱，他很开心。”
刘虎还表示，虽然退休的国际级裁判不能执法国际比赛了，或者有经验的国家级裁判超过了４５岁，但只要通过身体素质测试，完全可以继续执法，这一点已在国内实行。
“打破条条框框”还体现在用人上。
今年４月，国际足联宣布了加拿大女足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３名中国女裁判入围，她们是来自北京的主裁判秦亮、来自天津的助理裁判崔咏梅和来自上海的助理裁判方燕。
５月９日，北京北控燕京队与河北华夏幸福队的中甲比赛第四官员将由秦亮担任，秦亮还将作为主裁在第二天执法两队的预备队比赛，这将是女裁判首次执法中国职业联赛。而５月１７日，秦亮还将与崔咏梅、方燕执法河北华夏幸福与武汉卓尔的中甲预备队比赛。
刘虎表示：“首先，秦亮能够入选女足世界杯主裁判名单，说明她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能力与经验，实际上她现有的水平完全可以执法中甲联赛。其次，安排她执法中甲预备队比赛，也是为了让她们（三人）能够快一点适应快节奏的比赛，因为她们执法世界杯时肯定要避开亚洲球队的比赛，而欧洲、南美、北美队的比赛节奏更快。”
此外，秦亮执法北控队比赛还打破了在北京足协注册的裁判不能执法北京球队的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