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祸根是否是职业化之过？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各路代表纷纷献计，以往有关体育的提案很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似乎更加关注的是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房地产价格等与民生密切的领域。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体育随之被提上了改革的议程。自去年国务院高规格的《意见》出台以来，就在上个月《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随之出炉，教育部也是信誓旦旦地对外公布要努力、大力发展校园足球。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的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受到普罗大众的青睐，成为主流的休闲方式之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于是，这次两会中有关的体育的提案和言论也随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而在其中引发争议最大的无疑是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在接受《京华时报》的一番言论。段世杰说：“中国足球20年来没有大发展，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实行了足球训练比赛完全市场化管理，现在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把市场和举国体制结合起来，解决足球领域存在多年的系统化问题。”一言以蔽之：足球成绩退步缘于完全市场化。
事实上，中国近几年三大球成绩的下滑持有这种怀疑中国部分竞技体育项目职业化的人群大有人在。这些人认为，是中国的三大球职业化思维和实践将自身的运动成绩给毁了。最明显的对比就是，中国竞技体育在20年以前，无论是三大球还是其他竞技项目在亚洲的统治力是无法撼动的。
笔者认为，这种否定足球职业化的道路，将中国足球的祸根归咎于职业化本身的观点是值得批判的。这里简单谈几点。
首先，中国足球职业化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而推出一种竞技体育治理模式。其背景是上个世纪90年代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体育界随即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了探讨体育改革的会议，会议达成了深化体育改革的共识。这次会议对于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三大球）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体育的发展跟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变革。而段世杰所强调要摒除市场化的观念无异于将中国足球的市场化探索倒退回20年前，这样的举措无疑是在将中国足球的发展剔除于社会的大环境。一个项目一旦与社会大环境、社会的整体变迁格格不入，这不是让中国足球自寻死路吗？
第二，职业体育不同于奥运会争光。举国体制的管理对象虽然是直指整个中国体育，但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其主体仍然是竞技优先，奥运会争光优先。而职业体育发展模式的探索经验以及其本身的治理规律并不同于其它竞技体育项目，单靠举国体制根本无法完全掌控一个依靠社会和市场来运作的项目，举国体制也会失灵。笔者在这里并不是否认奥运争光计划，事实上，国家体育总局在提出部分竞技体育项目职业化思路的时候也旨在探索一条不同于奥运争光的竞技体育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而如今不管是中国足球伪职业化的发展实际，项目管理中心（行政）和协会（社会团体）组成的双轨制管理模式似乎将成为项目管理的最终形式，还是部分人所坚持认为的依靠举国体制和市场结合来运作中国足球，都是有违1993年《国家体委关于深化改革的意见》的，当然也跟推进项目协会实体化的初衷相违背。
第三，足球职业化是国际趋势，而不是中国所独有。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在经济上实现了全球化以来，中国整个社会伟大变革的视野已经不仅仅是国内而是瞄准了国际。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让很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歆慕不已，并成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同样，中国足球走职业化的道路并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顺应国际化的运作规律。就像上文所言，中国职业体育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固步自封，系统内自我封闭。出路和办法是，必须积极地适用社会环境、国际环境的变化，否则就等于置自己于死地。特别是当今国际社会，职业体育国际化、产业化的趋势越发清晰，中国不能在走专业化的老路。
总而言之，职业体育是不同于其他奥运项目的特殊竞技体育项目，他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他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国人领导者的主体意识。段局长等人的一番言论，流露出将奥运争光与职业体育发展混为一体，无疑是一种专业体育的传统思维。这种思维无疑也是一种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勉强的称其为）的体现，因为就举国体制（奥运争光）与职业体育管理的本质来看，一个是靠行政力量以夺取金牌为国争光单一的目标单一的利益，另一个则是依靠社会和市场（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多元的参与主体，多元的利益，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组合在一起势必造成投资人的利益难以得到尊重的不良局面。
中国的职业体育需要与时俱进，首先需要的是观念和思想层面的与时俱进。否则一切的治理改革都注定是行尸走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