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某些文字记载与影视传说，好像关内人闯关东最早是自清末和民国才开始的。其实不然。准确地讲，如果说大批地、拖家带口地迁徙关东尚可如此说；但自胶东半岛渡海赴辽东者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以降。
在这方面，有据可查的一位名人就是后来做了东吴大将的东汉末年的太史慈。此人乃东莱黄县人(与笔者是真正的同县老乡)，早年渡海北上辽东，“求职”均不顺遂。当时辽东那边除了有少数民族占山为王，东汉政权也早已渗进。太史慈作为当时真正的“北漂”，在那边始终未定下来；加之此人事母至孝，不久又乘船回乡。但其母深明大义，力主真正的男儿家应四海为家，闯出一番事业，于是太史慈又转向南下，以其勇武过人，得遇“小霸王”孙策，归之于吴，中年逝世后葬于镇江北固山南坡，与鲁肃墓相距不远。
关于太史慈等先行者在1800年前渡海闯辽东的启航之地，我少年在老家时即到县城东北诸由观一带寻访过当地人。古时龙口和烟台均未开港，太史慈等先驱者乘木帆船多是从我县东北渤海滩边或稍东今之蓬莱栾家口一带出发，一般只需漂荡一天便可抵达今之大连青泥洼海滩。遇上风浪，以当时简陋的渡海工具，其险可知。
好在两个半岛之间距离不远，自太史慈家乡海畔起程至今之大连附近海滩，不过一百六七十公里。然而，先行者的胆魄与实践，使自海上北渡的历史比大批“闯关东”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六七百年。这些情况，完全有据可查。因为“老乡”太史慈在《三国志》中是有传记的。
但在那时，毕竟闯辽东还属于“散发”和“独漂”的情况，真正大规模的自南而北的海峡渡有记载的还是在1400年后的明末时期。当时的登州参将孔有德和耿仲明叛变明朝，先是攻打劫掠登州数县，然后率领本部军兵加上裹胁的乡民以及拥入叛军者号称万人，至少也有七八千人之数，于崇祯六年乘船浮海北抵辽东，向后金投降，孔、仲二人双双被“封王”。这一明末的重大事件，不仅说明王朝内忧外患之危重，也说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渡船往来已非难事，而且可以动员大规模的渡海行动。在此后的1945年，我党我军在日本投降后大举进军东北，调集了十几万部队由黄县的龙口港、蓬莱的栾家口等港乘船抵辽东半岛各处，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战略意图。这前后相距三百余年的军事渡海赴辽东性质完全不同，但说明渤海海峡在军事转移与民众迁徙上都是古今相续的交通命脉。
笔者幼时在故乡，听自家先辈和邻居老人讲的闯关东的真实故事那就更多了。最典型的一例是我外祖母讲她舅舅的事。当时我姥姥已年过九旬(她生于清咸丰年间)，但一提她舅舅只身闯关东，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她说她舅舅是从蓬莱栾家口上船的，那是道光十二年。舅舅会厨师手艺，还会唱皮黄戏，但到了关东几年，“事由儿不顺”，最后只带回一个“大脚片妗母”。这位妗母长得眼窝较深，鼻子有点高，嘴岔也大，不大会干家务活，更不会做针线。当时老家人给编了一段顺口溜：“渤海湾/关东山/几年没挣几个钱/领回一个大脚嫚”。弄得她舅舅挺没面子，不久便带着媳妇回了关东。这充分证明：在鸦片战争前，故乡人已有人在“海北”那边落户了。
“闯关东”不是在一个时间段内大举“破门而入”的，而是千数百年以来探寻—冒险—跋涉—起伏的过程；开始是零落渐进的，随着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成熟，便出现了相对意义的“关东热”。在我们老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民族企业家自力开埠的龙口港，在“闯关东”大潮中是一个分水岭。因为从此龙口先后与营口、大连等港有了定期的班轮，胶东半岛北部和西部的民众大都在此乘船去东北，“闯关东”渐形常态化。但不知这时的旅客们，透过“火轮”的窗口望着起伏的海浪，会不会想起当年的海上探路者太史慈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