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足球与民族特质、时代精神
中国足球不愁无人关注，想寂寞都没有机会。大赛有人关注，就连与新西兰、洪都拉斯足球队的热身赛也有不少人关注。关注中国足球，可以看热闹，可以看输赢，也可以照镜子。中国足球是一面好镜子，可以照自己，可以照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照过之后，可以多一份自知、多一些自醒。
个人觉得，文体一家亲。运动会、联赛之类，似小说、戏剧；艺术体操之类的项目，如散文；短跑、投掷一类的项目，像格言警句；足球，则更像诗歌。诗言志，足球亦同。一国足球的风格及其演变，正是一国之民族性格与时代精神发展变化的真实写照。 读李白的诗，总能感到一种高贵、一种豪迈、一种自在；读杜甫的诗，总能感到一种沉重、一种悲愤、一种大爱；读李商隐的诗，总能感到一种幻灭、一种眷恋、一种旖旎。 李白生活在盛唐的繁华之中，李商隐生活在晚唐的暮色之中，杜甫生活在二者之间的转折当中。诗歌是时代生活的产物，什么样的时代，产什么样的诗歌，出什么样的诗人。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样的诗句，不止出于个人气度，也是一种时代气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诗句，不只是杜甫的呼喊，也是时代的呼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的诗句，不只是商隐的感叹，也是一种时代的感叹。 看传统的荷兰足球，总能闻到一种“海盗”味。豁得出去，干得痛快、不惧风险。常出意外，是荷兰足球的常态。防守不是海盗的强项。激情、开放正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看德国足球，总能体会到一种智能机器般的理性与意志。整体连动、配合精准、严丝合缝。很少出“事故”，是德国足球的常态。理性的强悍是德意志的特质。精密机器与哲理思考正是这个民族的强项。 看巴西足球，总能感受到一种桑巴舞的欢畅。尽情表演、自由创造、美丽绽放。享受足球，是巴西足球的常态。热情地拥抱阳光沙滩是巴西人的共性。舞蹈着生活正是这个民族的习惯。 看中国足球，总是找不到感觉、看不到特点。没有特点正是中国足球的最大特点。偶尔露峥嵘是中国足球的常态。不敢自我表现并钳制别人表现，是长期的农业文明培养出来的心理状态。凡是个人项目并且靠苦练就能出成绩的竞技项目，都会在世界舞台上有不错的表现。忍耐与吃苦是这个民族的优秀传统。 “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出头的椽子先烂”，诸如此类的生活“智慧”，根深叶茂、无处不在。散漫、保守，不到最危险的时候拧不成一股绳、激发不出反抗或创造的智慧与力量。这种性格弱点，正是中国在团队竞技项目中难有作为的文化根源，并且在足球之类既需要英雄又离不开群体、既需要创造又必须有纪律的团体运动项目中暴露无余。 听上世纪五十年代军乐队演奏的《国歌》，一种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油然而生，眼前似乎是团结战斗、勇往直前的雄壮画面，不由自主地昂首挺胸、脚下生根。再听八九十年代军乐队演奏的《国歌》，总是觉得差一口气、少一点劲、缺一种精神。这支威武雄壮的进行曲，不知不觉中变得绵软了。曲子没变，曲魂已经丢了。因为时代变了。 看职业化改革之前的中国足球，尚有“为国争光”、“振兴中华”的精气神，还有思想单纯基础上的统一意志，也有听从指挥、遵从纪律的作风习惯。职业化后的中国足球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为什么踢球的问题越来越模糊不清。球场上，无时不有想赢球不想受伤的患得患失、想自我表现又怕担责任的纠结挣扎、执行战术纪律与自由创造之间的左右不是。“潇洒走一回”的比赛极少，打出精气神的比赛少之又少。 改革开放后，经济至上成为时尚，物质上“勇往直钱”，精神上一片茫然，除了钱，很难说人们还能相信什么。赚钱、致富成了人们唯一的信仰。权力、气节、操守、灵魂等等，统统成了可以换钱的“资源”。很快，中国“奇迹”了！中国人富了，富得天乌了、气堵了、水绿了、山秃了；富得气短了、心乱了、魂丢了、神散了；富得除了烧钱，已经没有什么“可燃”了。 “不差钱”的中国，没有走向李白时代的高贵、豪迈，而是分化为杜甫时代的沉重、愤闷与李商隐时代的旖旎、奢靡。中国足球的萎靡不振与中国球迷的愤怒与嘲讽，正是这种时代特征的反映。 当下，中国足球有了“阴转晴”的小苗头，可喜可贺！不过，这不过是政治气候的新风吹拂的结果。中国足球的雄起，尚需要国民性格的重塑、中国精神的领先。 一国足球的技战术特点、作风形象、精神面貌，是一国国民综合素质的集中显现。从根本上说，中国足球的“雄”与“熊”，取决于国民性格的“雄”或“熊”、时代精神的“熊”或“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