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似乎已经成为红学常识。书上是这样印的，学者是这样讲的，读者也是这样接受的。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对有关资料的认真解读，发现高鹗续作《红楼梦》后四十回之说，很值得商榷，这条作为红学知识传播的常识其实并不可靠。
关于《红楼梦》作者
《红楼梦》刻印始于清代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这一年，程伟元（约1745－约1819）、高鹗（1758－1815）整理排印了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这时距曹雪芹（约1715或1724－1763或1764）去世不到三十年。关于作者，程伟元的序言说：“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而我们今天见到的1791年之前流传的抄本中也没有署作者姓名。此后一百三十年间，家喻户晓、流布传看的《红楼梦》多为程本翻刻，书中自然没有作者署名。直到公元1921年，第一个标点本《红楼梦》由汪原放标点、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人们才在附于卷首的胡适所作的《红楼梦考证》中，知道了这部小说的作者，即前八十回为曹雪芹（当然，在嘉、道以后的清人笔记和诗文集中，已有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推测），后四十回为高鹗。但亚东版《红楼梦》的封面、书脊和版权页依然没有作者署名。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由初稿、改定稿，再到一跋、二跋，都在不断地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去坐实曹雪芹的创作、家庭背景以及曹家与《红楼梦》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完善他的《红楼梦》作者自传说。单就确定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来说，胡适对新红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然而他同时遽断高鹗续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又无疑是草率的、不严肃的。
胡适考定所依据的资料先天不足
1921年，胡适为亚东版的标点本《红楼梦》作了一篇奠定其新红学地位的文章：《红楼梦考证》。他在考证了“《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以后，又提出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历史上有一个大可研究的问题就是：“后四十回的著者究竟是谁？”胡适提出的这个问题是相当有价值的，然而他求证的过程却是简单的。所依据的是清人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闲话》中引述清张问陶（1764－1815）《船山诗草》中的一首诗的一条注释，胡适把它作为直接证据来证明高鹗续了《红楼梦》。那么，这条小注真的是高鹗续书的明证吗？
这首诗题作《赠高兰墅鹗同年》（张与高同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顺天乡试举人，故称同年），作于嘉庆六年（1801）九月，时张问陶与高鹗同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因兹事重大，这里引录全诗：“无花无酒耐深秋。洒扫云房且唱筹。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自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逶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弹指十三年已去，朱衣帘外亦回头。”（录自胡传淮著《张问陶年谱》，巴蜀书社2000）此诗是二人共同主持举人考试时的酬唱之作，毋庸多作解说。如果不是有了这一条小注，这首诗恐不会有经年以来众所瞩目的景况。因了这条小注，自俞樾、胡适引用以来，众多学者因理解不同，致歧义多生，尤其是关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此诗一度被反复征引，而关键问题仅仅出在张问陶的一个“补”字上。这个“补”字，理解成修补、补缀可以，理解成续补也可以，胡适显然理解成了续补。胡适说：“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这话自无可疑。”“张问陶的诗及注，此为最明白的证据；”“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作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胡适的武断臆想，而对程伟元、高鹗自己在排印《红楼梦》时作的序言中的话却不予深入探究。程伟元明确说所得后四十回：“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高鹗在1788年中举后“闲且疲”之时，“欣然拜诺”、“分任之”，“遂襄其役”，明确说明程、高两位对《红楼梦》百二十回告成所做的工作是编辑、整理、截长补短，使前后接?的工作。十年以后高鹗在主持乡试时遇上旧年同窗实情以告，张问陶把老友的辛劳写入赠诗，亦属合情合理。当时两人合作共事的时间，正是《红楼梦》家置一部、争相传阅的时间。如果《红楼梦》确为高鹗所续，张问陶是没有必要以一个“补”字唐突塞责的，这里“补”字的补苴、修补之意甚明，反映了高鹗在《红楼梦》整理成书过程中的实际工作情况。程高这两位《红楼梦》流传史上有重要贡献的学人，在序中道出了这部书由诸家互异的抄本变成基本完整的刻本的过程，却被后人误解。其始作俑者是胡适，继之则有俞平伯。俞平伯在1923年出版的亚东版《红楼梦辨》中，用很大篇幅专论高鹗续书，从论续书的不可能入手，罗列了后四十回中的大小毛病，得出续书失败的结论。到了1950年，他将《红楼梦辨》修订重版为《红楼梦研究》，对高鹗后四十回续书不满的基调没有改变，认为高续是“失败了，光荣地失败了”。而到1958年俞平伯以戚蓼生序本整理出版《红楼梦》，竟然将后部四十回作为附录附在全书之末，足见他对后四十回的成见之深。对后四十回贬损最严重的莫过于周汝昌，在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中，他直斥后四十回为“阴谋伪续”，称其为“狗尾续貂”； 2004年他与家人倾五十六年之力校订的《红楼梦》出版，更直接名之曰《八十回石头记》，干脆摒弃后四十回书，对后四十回书可谓痛恨厌恶到了极致。由此可见胡适的误读害人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