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元年（765年）正月，经过漫长而深沉的思索，唐代宗在《改元永泰赦文》中，以罪己安民为起点，描绘了一个永泰天下的理想蓝图，旨在稳固李唐江山。这不仅是一份施政纲领，更是他心中对天下安宁的深切祈愿。

唐代宗自知，朝局多艰，要稳固江山，必须正视历史遗留的种种问题。他的出发点十分明确：通过自我反省与体恤民情，将李唐江山巩固得更加坚实。在判断一位君主是昏君还是明君时，能否纳谏往往是重要的标尺。所谓纳谏，并非只是表面听取建议，而是广开言路，倾听各方意见，并能明辨是非，择善而从。

唐代宗在平定叛乱、守边御敌取得基本胜利后，面对朝政纲纪败坏的现实，力求革除弊政。他下达《求言诏》，广泛听取谏言，既能识别善恶，又能采纳有益之策，展现了他作为尚能纳谏之明君的风范。

代宗在平叛胜利后，面对文武官员与宦官奢侈风气愈演愈烈、朝政纲纪渐次崩坏的局面，以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困扰，坐卧不安。作为一位头脑清醒的皇帝，他深知巩固江山的迫切性，于是连续颁布了《禁断织造淫巧诏》、《申约葬祭式敕》、《禁富户吞并敕》、《恤民敕》、《赈贷百姓制》、《停杂税制》、《减次年秋税敕》、《减来年夏税诏》和《减租税诏》等法令，意在去奢从俭、减轻租赋、抚慰百姓，从而缓和社会矛盾，在乱世中寻求治理之道。

大历元年（766年）十一月，代宗颁诏：要虑失三农，忧深百姓，务从省约，稍冀蠲除。京兆府今年合计应征租税八十二万五千石，宜减放十七万五千石，青苗地头钱宜三分取一。京兆府百姓的税赋得以减免，同时规定流民归业从事农耕者可免三年赋税。大历四年（769年）三月，他再次下令精简吏员，减轻民负，并派御史向商人征税，从而减轻京兆府赋税负担。

大历六年（771年）四月，代宗又下令禁绝淫巧之风，要求官民勿追求奢华绫绢，禁止大细绵、竭凿、六破锦以及文纱、吴绫上绣龙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透背等花纹，尤其针对官吏与富户，遏制奢靡风气。大历七年（772年）五月，因旱灾严重，他下令减少膳食标准；十月，又因淮南发生旱灾，下诏免除租庸三分之二，显示出他体恤民情的用心。

理财方面，代宗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藩镇割据、赋税难上交，财政危机迫在眉睫。为保障京师及边镇所需，他将江淮漕运整顿、理财改革的重任交给了著名理财家刘晏。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自幼聪慧，天宝年间任夏县令，以善理财闻名。历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河南尹，每任皆有惠政，百姓刻石颂德。

肃宗时期，刘晏任京兆尹，并兼管户部、度支、铸钱盐铁等职。因受人陷害，一度被贬为通州刺史。唐代宗即位后，迅速召回刘晏，恢复原职，并兼管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诸使，后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权如故。他不仅自身精于理财，还能培养一批能掌管财赋的人才，如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征、李衡等，使唐朝理财系统稳固而持续。 漕运改革方面，安史之乱后，大运河通济渠河段失修，江淮漕运受阻。刘晏受命为转运使，亲率行家里手，跋山涉水，深入江淮沿线，察民情、勘水利，总结前人治理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通过疏浚河道、设立船厂、分段运输、粮仓备储，他成功恢复江淮漕运，使粮食和财物源源不断运往长安，一年可达数十万石，甚至最高时达一百一十万石，京师米价随之下降，民心安定。 盐政改革同样成效显著。刘晏精简盐务机构，设十三巡院统一管理食盐销售，调整专卖制度，允许商人以绢购盐，设常平盐稳定偏远地区盐价，防止投机囤积。他的改革，使江淮盐利从年四十万缗增至六百余万缗，增加十五倍，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让百姓不缺盐。 此外，刘晏还推行常平法和均输法，稳定物价、安定民生。他通过设置巡院、选拔廉能官员，掌握农业、气象、歉收信息，提前安排租税减免和救济；均输法则以当地赋税购买土特产品供京师使用，既便利长安生活，又促进地方经济复苏。通过这些措施，他统辖的地区户口显著增加，从二百万户增至三百余万户，人口得以繁衍生息。 税制改革方面，代宗在户税和地税上进行重大调整。大历四年（769年）正月十八日，他规定户税九等比额，上上户四千文，下下户五百文，官员亦依品级纳税，寄居或拥有多处田庄者依规定缴税。同时，地税自唐初义仓税发展而来，经过安史之乱，代宗调增税额，一年征两次，确保财政收入。随着户税、地税增加，而租庸调收入下降，显示租庸调制逐渐走向历史终点，为德宗杨炎主持的两税法改革奠定基础。 刘晏执掌理财十余年，权势几近宰相，其改革措施显著成效。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病逝，刘晏理财改革亦告一段落。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二月，杨炎为相，因私仇诬陷刘晏，贬为忠州刺史，七月迫令自杀，天下为之冤痛。代宗慧眼识才，重用刘晏而不疑，足见其治国安民之道，不愧为治乱守成的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