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人地 | 2024-10-25 0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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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攀人的眼里，桂林的山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爬的。 提到桂林，大多数人的印象，恐怕还停留在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山清水秀，二两米粉十块钱一碗——这几乎构成了外来者对这座城市的想象。 “阳朔山水甲桂林”，很多人远道而来，只为亲眼目睹“20元人民币同款”的位于桂林阳朔的漓江风光。仅仅是今年上半年，涌入阳朔的游客数就近15万人次。  漓江游船。（图/pexels) 但鲜少有人知晓，关于阳朔的山，还存在着另一种叙事，那就是围绕野攀生长起来的人与事。 所谓野攀，即野外攀岩，就是在真实的山壁上攀登。在野攀人的眼里，阳朔只存在两种人：攀岩的人和不攀岩的人。这些人对待山的想法和大众游客有点不同，他们会说，山是用来爬的，不是拿来看的。当我问他们：你看到山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无外乎：这山能不能攀？ 嘉嘉，这位染了一头红发的女孩告诉我，如果一座光秃秃的山突然矗立在跟前，她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这里肯定有人开过线”。开线，是指在一块岩壁上首次勘探一条新的攀岩路线的过程。整个阳朔最有名的“开线狂魔”，是人称“县（线）长”的邱江。 两年前，还是野攀小白的嘉嘉刚到阳朔，她先去了大名鼎鼎的白山。刚到山脚下，她左右环顾，“你懂吗？就是震惊”。回忆起白山时，她把两只手臂张开到极限，激动地说：“在别的地方没见过那么大面积的岩壁。以前在别的地方爬，一座山上可能就四五条线，顶多就10条。”而光是白山，宽至150米的岩壁上就有多达75条难度不一的路线。  阳朔的白山。(图/攀岩摄影师TC Chen提供) 那个瞬间，她感觉自己彻底爱上了阳朔，并且再也回不去那种被一些阳朔岩友称为“冰冷盒子”的人工岩壁。事实上，整个阳朔每年平均接待攀岩游客高达60余万人次，但却仅有1家提供人工岩壁的岩馆。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自然岩壁，谁会专门跑去岩馆抱石呢？嘉嘉当时看着白山，心想：“这肯定是中国最好的。”直到有一次，她去了雷劈山，同样是阳朔的经典岩场。她抬头一看，“怎么这么高？就像被雷劈成了两半”。这回她又被震住了。在阳朔，这样的震惊时常发生。 神奇的是，连小卷这个土生土长的阳朔人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们坐在小卷开的音乐餐吧里，他开始细数最近流行起来的山地运动——天上的旧式飞艇、水边的溯溪、山上的野攀，山所赐予的东西实在太多，他认为这是阳朔独有的。  岩友在阳朔的天然岩壁上攀岩。（图/攀岩摄影师TC Chen提供） 野攀似乎是理解这座西南小城的一条暗线。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托德·斯金纳（Todd Skinner）来到阳朔，在月亮山上开辟了第一条路线后，阳朔野攀的种子就此播下。在这30多年中，经历几代岩友的耕耘，阳朔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野攀爱好者的“朝圣地”。 在阳朔，有苦心琢磨攀岩的“硬核派”，也有把攀岩当作爱好的“娱乐派”。无论你是哪一派，总能在阳朔的岩壁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可以这么说，攀岩已经成为阳朔人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抽烟、喝咖啡一样，一旦脱离了它，你就感觉生活失去了一些东西。”小卷笑着说自己是个菜鸟，但不妨碍他依旧热爱攀岩。 01 曾经的西街，到处是新鲜的空气 阳朔的攀岩文化，最开始也是舶来品。在20世纪90年代，阳朔的攀岩路线绝大部分是外国人所开，最早“吃螃蟹”的，就是托德·斯金纳。 托德算是第一批来到阳朔的外国旅客，他是被朋友山姆说服来的。起初，他们并不是在偏远的山路上找路线，而是在卖纪念品的商店里。在那些印着秀丽山峰照片的明信片和扑克牌上，他们寻找着适合攀爬的岩壁。  1990年代初，外国人来到阳朔开辟野攀线路，当时一名七旬老人也来一起攀岩。（图/Climb International） 那一年，托德在月亮山上开辟了阳朔第一条线路，“高高在上”（proud sky），难度5.12b（根据目前广泛用于野攀路线定级的“YDS难度体系”，5.12b以上的路线属于攀岩专业级，数字越大表示难度越高），这标志着阳朔野攀历史的开端。 当时两个老外走在路上，常常引起当地村民的好奇围观，但并非因为他们的白人面孔。当时已有不少老外出没在阳朔的街头巷尾，然而像他们这样背着攀岩装备在山上攀来攀去的，村民还是头一回见。 在当时，开辟攀岩路线，如同外来者在一块飞地上重建新的秩序。 离开中国后的第二年，托德又回到了阳朔。他在筹划自制纪录Climb International（直译为《国际攀岩》），记录其在阳朔探索新岩壁的过程。也是从那时起，阳朔开始进入热爱户外运动的外国人的视野。 当托德在岩壁上打钉和安挂片时，小卷还在上幼儿园。小卷出生于1987年，那会儿正好是外国人来华旅游呈爆发式增长的时期，而桂林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  阳朔吸引了大量热爱攀岩的外国游客。（图/图虫创意） 小卷从小就住在如今最繁荣的西街边上，他所就读的幼儿园位于龙头山码头下来的滨江路上，这条街曾是游客下船后的必经之路。在小卷的记忆中，从轮渡上下来的大多是洋人面孔。大巴车就停在街边，导游领着他们去西街，到了就停下来喝杯咖啡。 20世纪90年代起，外国人纷纷在西街开起了餐厅。据小卷回忆，当时每家店的外墙都漆着不一样的颜色，整条西街就像彩虹小镇似的。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在国内，却似在国外。父母常让小孩到街上和老外说“hello”，练习英语。 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小卷是眼看着西街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千禧年前后，西街开满了酒吧、CD店和卖手工艺品的铺子。艺术家和背包客穿梭在同一条街上。当然，攀岩的人也出没在那里。 不同圈子的人都生活在同一条街道上，大家相互间都会交流，这就造成文化多样化的景象。“那时候的阳朔给人的感觉是足够纯真，足够自由。在城市里，或许你得武装好自己。但来到阳朔，你爱干吗干吗。”小卷说。 在小卷的岩友圈里，“县长”邱江代表了他在那个时代见证过的生活方式。 2003年，邱江在阳朔无保护攀登了拇指峰上一条名为“新年快乐”的长度约120米的结组线路，刷新了当时国内徒手攀岩的最高纪录。该攀登过程被制成微电影《一个攀岩者的白日梦》。  “县长”邱江。（图/《一个攀岩者的白日梦》） 在电影中，邱江没有穿上衣，留着一头长发，胡子拉碴。镜头不断拉近，他念起一段独白：“那年，我27岁，在阳朔混了两年多。没招过谁，也没惹过谁。每天攀岩、泡吧，日子过得还挺不错。” 02 下榻一个属于“脏包”的客栈 2015年3月，人称“校长”的张勇在白山上开了一条5.13b路线，并将其命名为“江缘客栈”。这个名字所对应的，正是一家当年阳朔攀岩圈中几乎尽人皆知的客栈。“来攀岩，找江缘”，这里一度是岩友们的集散地，也是供大家吹牛的公共空间。 当时共同经营这家客栈的是张勇和他的老岩友——一个叫八月的北方女孩。在最初接触野攀的几年里，八月曾过着一种上海—阳朔两地跑的“双城生活”，后来她干脆把家搬来了阳朔，在这里定居。  八月客栈的客厅，日常作为岩友们的公共空间。(图/八月提供) 2008年，八月第一次来阳朔。来之前，她听说阳朔是一个小镇，眼前立马浮现一幅中国南方农村的画面。她着急地问朋友，要不要带这个，要不要带那个，买不到东西怎么办。朋友只觉得很好笑。抵达后，她被眼前的繁华景象吓了一跳：“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灯红酒绿。” 当时，岩友们都聚集在西街片区，松弛到攀岩“搭子”甚至可以从街上“捡来”。岩友通常穿着不修边幅，看起来很“野”，走在路上或许就被人问：你们去干吗呢？明天你们去哪儿爬？我跟你们一起玩行不行？  资深岩友、客栈老板八月。（图/受访者提供） 和很多人一样，八月在阳朔疯狂地爱上攀岩。起初，她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往返上海和阳朔，有时是坐晚间航班到桂林，再乘大巴到阳朔；有时则是在火车上摇晃一整夜，天亮后直抵阳朔。在岩壁上，她只能听到风的声音，并忘情于这种感觉。 2010年，她接手了江缘客栈，和朋友们一起经营。2020年疫情期间，江缘客栈关门易主，一时之间岩友没了个重要的根据地。不久后，一个老岩友在电话中问八月：“怎么江缘没了？”她的难受劲儿才一下子涌上来。 于是，她下定决心开一家新的攀岩客栈，就叫“八月客栈”。客栈一楼是一个宽敞的客厅，常有岩友前来唠嗑。在后院，她专门设了一块人工岩壁“月亮板”（MoonBoard，一种用于攀岩训练的人工岩壁，通常由一块倾斜的攀岩墙和特定排列的攀岩点组成），供岩友们使用。她在慢慢接近自己想要打造的“理想之地”——一个可以让岩友们一起训练、聚会的场所。  大家在观看岩友在“月亮板"上的训练。(图/八月提供) 8月下旬的一个夜里，嘉嘉和小卢结束了下午的攀爬，她们没有缘由地聚在了八月客栈的客厅里。她们坐在沙发上嗑瓜子，闲聊，抚摸小狗，或者刷攀岩视频，相互切磋琢磨一条路线的更佳解法。这是她们的日常。 26岁的嘉嘉是阳朔的新生代攀岩者，她曾在昆明一家岩馆当前台，顺便磨练攀岩技术。刚见面时，嘉嘉用一个词介绍自己——“dirtbag”（脏包），这是纪录片《攀岩浪子》中的主角弗雷德·贝基（Fred Beckey）对自己的评价。 这个词所代表的，是那些没有工作或者主动放弃高薪工作的户外狂热者。他们几乎脱离社会规范，宛若与山岩为伴的流浪汉。毫无疑问，贝基是“最完美的脏包”，他这辈子几乎只思考与攀登和女人有关的事。  （图/《攀岩浪子》海报） 那天晚上，在客栈中讲话最少的小卢，也许是我在阳朔见过最不寻常的“脏包”。 小卢是钦州市灵山县人，结了婚，有小孩，曾在家乡经营一家餐饮店。2013年，在QQ群认识的朋友告诉她，灵山有可以攀岩的地方。当时她什么装备都没有，屁颠屁颠地就跑了过去。安全带、绳索都是用别人的，脚踏着一双运动鞋就上岩壁了。往后几乎每个周末，她都在早晚班间的空档奔去岩场。 很快，灵山的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小卢。她听说阳朔的路线丰富，很快就辞掉了工作，只身一人坐大巴到阳朔。 起初，她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想着自己有手有脚，总归饿不死。于是，她在西街上摆摊，早上卖煎饺，摊子一收，下午立马赶去攀岩。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大约一年。 03 攀岩、酒精和音乐，一切与多巴胺有关 中国有两大野攀社区，北方有北京密云的白河，南方有广西桂林的阳朔。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阳朔和白河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白河的攀岩社区有一套较成熟的协调机制，而阳朔的攀岩社区，更像野蛮生长的中外混合物，制定规矩在阳朔显得尤为困难。这当然与社区自发生长的特质有关。  桂林阳朔西街夜景。(图/图虫创意) 在阳朔县旧县村一家老岩友开的客栈里，老板今今跟我讲了一个据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的故事：“当时有一架载满走私大麻的飞机失事了，然后被一群攀岩者发现了，他们拿（大麻）去卖了很多钱，再用这笔钱换了很多酒。” 她摇了一下桌上的啤酒，告诉我，在阳朔，攀登跟酒是分不开的。 进入90年代末期，中国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阳朔的岩壁上。1998年，西唐离家后从桂林市区来到阳朔，先是到巴克兰（Buckland）学了一年英语，这是当时阳朔第一所外语学校。混迹西街的那几年，西唐在酒吧打过零工，还兼做英语导游。后来，他结识了一个慕名来阳朔攀岩的加拿大人，跟他学起了攀岩。  左：蜘蛛人攀岩俱乐部；右：喀斯特中西餐厅。（图/邹露） 1999年，“喀斯特”中西餐厅在县前街开业，这可能是国内第一家攀岩俱乐部。老板吴小燕同为攀岩爱好者，她一边开店一边带酒吧的客人去攀岩。 2000年，人称“老铁”的吕铁鹏在县前街开了第一家攀岩主题的酒吧，名为“理查德”，就开在“喀斯特”的附近。2001年，老铁拿到了中国登山协会第一期攀岩教练培训班的资格证书，编号为001。 当时，酒吧里建有一小块人工岩壁，每天晚上聚集了很多来阳朔的攀岩爱好者。每逢周末，他们就办一场小型攀岩比赛，奖品常常是一瓶啤酒或一件T恤。比赛结束后，大家就聚在酒吧彻夜开party，有时甚至会吵到把警察惹上门。  “中国攀岩”俱乐部照片。（图/邹露） 后来“理查德”改名为“中国攀岩”，承载了好几代攀岩者的记忆。如今阳朔攀岩协会副会长阿邦就是从中国攀岩走出来的。2005年，初中没毕业的阿邦来到阳朔第一次打零工就是在中国攀岩，当时50多个员工中，超过一半是外国人。阿邦每天就跟他们同吃同住，有一天，他从床上弹起来说，“我听懂了你们在聊什么了”。 新世纪的头几年，是阳朔攀岩俱乐部的爆发期，“西唐”“黑石”“蜘蛛人”等攀岩俱乐部相继成立。在那个年代，攀岩往往诞生于酒吧，仿佛就没有攀岩人不爱喝酒。 至于小卷这个阳朔人，曾被父母送去桂林市区念职高，继而在桂林组建起自己的乐队。后来实在待不住，他就回到阳朔，开始教人打鼓。也就是在20岁出头的年纪里，他遇到了那帮看起来像嬉皮士的岩友。  小卷的音乐餐吧周六晚上会举行一次演出。(图/小卷提供) 当时“县长”邱江爱玩雷鬼乐，“校长”张勇则跟着小卷学练手鼓。他们玩完音乐后，就一起跑到县前街的桥附近霸占摊位。那几年，阳朔还没有城管前来驱赶，整条街都坐满了以摆摊为生的岩友。 2010年往后，小卷逐渐察觉到西街在变。他曾常光顾的酒吧陆续关门，越来越多在门口招揽客人的夜店占据了这个街区，小卷认为这是城市club文化在阳朔的植入。这让他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在2013年，他决定开一家自己的音乐餐吧，目的是让老朋友们有个“根据地”。 西街在变，阳朔的攀岩社区似乎也在变。八月说，就拿开线的风格来说，现在新开的线路和20年前“老炮儿”们开的线路，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现在的路线开得更安全了，或许人的冒险意识慢慢淡了，对危险的承受能力会弱一些。而以前的人更奔放，他们连挂片的位置都可能打得远一点。”  攀岩的路线越来越安全。（图/图虫创意） 当然，开线的成本对开线方式亦有所影响。常驻阳朔的攀岩摄影师TC称，在过去，挂片需要从国外带回来，且价格较高，这对于岩友来讲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随着国产挂片的普及，开线者对挂片的使用也更加自由。 这几年来，小卷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就是如何打通音乐和攀岩之间的“壁”。他曾自筹办过三届音乐节，试图将攀岩文化融合进去，例如专门规划一块地，放上一些运动装置。不过，他自认这样的融合尝试有些失败，大部分人也只是在装置一旁干看。 去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在岩壁上进行乐队演出。他和几位岩友临时组成了一支四人摇滚乐队，用专业攀岩器械把自己和乐器悬吊在一面岩壁上，随后拍摄表演视频。小卷称他们的团队为“阳朔野崽”。在桂林话中，“野崽”常常用来斥骂那些不合时宜的人。他觉得这很符合团队的气质。  小卷把乐器和自己悬挂在岩壁上。（图/受访者提供） 最后，我问小卷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他说，自己从小做音乐，听朋克长大，歌词中都在教人何为爱与和平，这就是他在学校外所接受的“教育”。而这一切，都转化为他的社会责任感。 这不是什么很宏大的理念。“不管是攀岩还是音乐，都是阳朔的一种生活方式。要怎么把这两样东西做一个连接，让更多人参与到社区里，这比赚钱更让我感兴趣。”这也是他努力在做社区“黏合剂”的缘由。 走出了郑钦文的小城，还在等风来 “以前随便约，教练任何时间都有空，今年老是没空档期。” 李韵是个网球迷，小学六年级她打过一段时间的网球，但当时不小心受伤了，加上准备升学，她就放弃了网球。没想到成年后，她再次迷上了，“一天不打都难受”。 她在法国上班，但每年回十堰，总会约同一个教练练球，保持手感。她最直观的感受是，今年学网球的人明显多了起来，约教练变得不容易。 郑钦文夺得奥运会冠军那天，十堰市奥体中心组织了一场观赛活动，数千名十堰市民聚到一起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网上流传了很多当晚在奥体中心拍的视频，给外界留下了一种整个城市都在以郑钦文为骄傲的印象——这个出了奥运冠军的城市，网球氛围一定很浓郁。 十堰这座小城，终于在“二汽”（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后更名为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撤出的20年后，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以网球的名义。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比赛中，郑钦文发球。（图/视觉中国） 01 山上热闹的一角 8月初的一个上午，十堰市区路边鲜少看到老人、儿童以外的面孔，街道经历完早高峰的忙乱后恢复闲静，十堰市体育中心的后山上，却传出阵阵“嗒、嗒”的击打声。 定位来到十堰市体育中心，需要沿着田径场右侧走，再上坡，途经小型足球场、羽毛球馆，继续爬更陡的坡向上。 进入山腰的缓坡地段时，起伏的人声传来。 隐藏在树叶和栅栏间，有个毫不显眼的小门，一不留神就会错过。跨进小门，左侧有两个相连的室内网球场，围墙和顶棚由简易的钢铁搭建而成，地面已有几道裂痕。 阳光透过拱形顶棚倾斜地洒向地面，右侧的网球场被分隔成一半是晴，一半是阴。 免受太阳暴击的场子里，一个教练正在给几个学生上课，而这些学生都是低年级的小学生。  △网球场里的学童和家长。（图/张蔚婷摄） 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当时在十堰打网球的，多是高校学生，以及36—55岁的社会人员。 当时网球运动在国内不算普及，在十堰这座小城里，知道它的人更少。直到今日，成片对外开放的网球场，全市不过三四个，教学点和教练更是寥寥无几，大都在少年宫和市体育中心。一位90后网球教练表示，自己到武汉上大学才首次接触网球，小时候追动漫《网球王子》的时候也没想过要学。  △（图/《网球王子》） 其余几个被太阳直射的场子里，也有人在练球，不过主要是成年人。 与上述研究相似的是，网球爱好者依旧是收入较高的那批人。 一位家长直言，打网球的成本不低，从球本身到场地和教练，都要比篮球等常见的球类运动贵不少，但是他身边的朋友都在玩，所以他也送两个孩子到这里学网球。陪孩子上课的同时，他自己也跟其他家长一起玩玩，“不是冲着奥运会冠军去，只是为锻炼身体”。 与10年前相比，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现在的十堰，打网球的群体愈加低龄化。 场上的小球童们大都还在读小学二三年级，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平均球龄在两年以上，很多人从幼儿园大班就开始来上课。  △打网球的群体愈加低龄化。（图/IC photo） 网边，教练正在跟学员们讲话。靠近我的场边，有个小小的身影。他蹲下捡起一个球就往我这边的篮子跑来，放下，又看看不远处在上课的哥哥，扭头朝另一个被遗忘的球的方向跑去。他的爸爸说，他今年三岁半，年龄太小了，准备明年再给他报名，但现在“光捡球就很开心”。 另一位家长告诉我，这个室外最里边的场地正在进行集训。他们在为下周的比赛做准备。 02 打比赛的习惯 十堰的网球队素来有大量参加比赛的习惯。早在2012年，他们参加了刚启动的湖北省青少年网球巡回赛，十堰是为数不多在2012—2015年都参加了这项赛事的城市之一。  △（图/《奋斗吧，少年！》） 网球进入十堰的时间更早。作为十堰最早的一批网球教练，陈宏鸣说，得益于“二汽”，很多来自东北等地的外来人口进入十堰，也将这项运动带了进来。不过，当时网球只局限于“二汽”内部人员自己玩，还没有向社会大众推广和培训的想法。 到了2009年，湖北省决定加大力度发展网球。原本主攻田径的陈宏鸣因此被市体育局选派到了成都体校，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他将网球教育“带回”了十堰。 根据国内网球比赛年龄分组，对应U12—U14年龄组的运动员，湖北省队青睐于10—14岁的运动员。网球学习以4年为一个周期，不能断档。因此，市级队伍只能选择10岁以下的小朋友开始培养。 来上课的，多是6—12岁的孩子。如果不是要走特长生或职业道路，12岁上初中后，由于学业压力较大，很少有人会再花时间学新的东西。如果从小学习网球，他们会每周打一次，保持一下手感。  △图为2023UTR苏州青少年网球评级赛U14组冠军争夺战。（图/IC photo） 从成都回来后，陈宏鸣开始选人，他将目光锁定在幼儿园大班到小学二年级之间的学生。当时的体育中心只有他一位教练，在这座小城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网球是什么。陈宏鸣每天到各个学校转悠，一旦看到栏杆另一侧有“好苗子”，他就会蹲在学校门口，等家长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上去抓住对方，邀请对方带孩子去试课。 姜鑫瑶就是这样被选上的。那时她在上体育课，陈宏鸣看出她协调性好，可以试试，等到下课他就去跟她说。班上还有几个学生同时被看中，他们怀疑陈宏鸣是骗子。陈宏鸣把联系方式写在纸条上，让他们带回家给家长看。 姜鑫瑶还记得，当时家里人都觉得这很不靠谱，但仔细看纸条，他们觉得字写得很好看，“应该不会是骗子”，决定去试试。几天后的周末，姜鑫瑶跟着奶奶来到了体育中心。 第一节课没什么特别的，教练让孩子们像打篮球一样用拍子向下拍拍球，又向上颠颠球，感受球的重量。姜鑫瑶觉得很好玩，很快就让家长报了名。这网球课一上就是10年。  △（图/《网球少女》） 2011年李娜在法网夺冠的时候，7岁的姜鑫瑶在家里看了那场决赛。虽然还不知道网球是什么，也没接触过，但对于小朋友来说，金牌就是王者的象征，她只觉得厉害。 没想到几年后，自己竟也有机会拿起球拍，还成了郑钦文的师妹。每天下午放学，姜鑫瑶从学校跑到球场，从下午4点训练到晚上8点，风雨不改。 她第一次随队参加比赛，是在2013年。那时她刚学网球不久，就跟郑钦文组队，赢下湖北省青少年网球巡回赛荆门站U10的女双冠军。随后几年，姜鑫瑶也多次在全国和省级的女双和女单赛事上摘下奖牌。  △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半决赛，郑钦文2-0斯瓦泰克晋级决赛创历史。（图/视觉中国） 跟师姐郑钦文一样，姜鑫瑶后来也去了武汉省队。回想起那段经历，她“简直每天都想死”。 在武汉体校的时候，他们每天早上5点出早操跑步，跑完步就直接去食堂吃饭，上午上半天文化课，下午2点开始高强度训练，每次都以4公里耐力跑开始。 “别人在玩的时候，你就只能在球场上面，放弃玩的时间。”这似乎是每一个立志做职业运动员的球员的标准路径。训练强度太大了，14岁的一天，姜鑫瑶意外受伤，没能继续在职业的道路上走下去。与很多从小学球又没有走职业道路的人一样，姜鑫瑶改道体育特长生，远离曾经的梦想。  △郑钦文苦战胜利后擦去汗和泪的动图让许多人动容。（图/央视频截图） 2018年9月，网球开始进入十堰的校园，离体育中心最近的郧阳中学高二学生成为第一批由学校牵头学习网球的学生。后来，网球社团、特长生也陆续走进十堰的校园，现在连小学都有网球特色课了。 越来越多十堰的孩子能接触到网球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随之出现：学了之后呢？ 03 场地有限，也没什么人 说到底，十堰还是个小城。 很多人都听说过武当山，但很少人知道它的所在地是十堰——它也曾是名动一时的“二汽”落户的城市。 专攻某一项球类运动的人，总盼着走到一个更大、资源更丰富的城市。于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离开，去到武汉，去到更远、更大的地方。 多位受访者告诉我，从十堰出去的人，都想在外面闯一闯。更重要的是，在武汉，网球俱乐部和培训机构较多，而十堰没有专门的网球俱乐部。学网球的人在武汉可以当个培训班的小教练，但回十堰几乎没有去处。  △武汉绿地中心。（图/视觉中国） 可是，人手不够，场地有限，俱乐部怎么办得起来？在十堰，网球好像进了一个怪圈。 建一个场地实在太贵了。一位业余网球教练告诉我，一个标准的网球场，造价至少40万元起，如何找到一片面积合适的空地都是问题。 这座被群山包围的昔日的车城，最多的是坡路，要想找到一片平地，将它规划成网球场，实在不容易。 陈宏鸣还记得，最初的时候，体育中心附近没有面积足够大的区域可用作网球场，思来想去，只有山上的篮球场是水泥地，是适合改造的、较宽的平地，于是刷上油漆、挂上网就将它变成网球场了。 直到今日，十堰的网球场仍不多，只有20余片，对外开放的只有市体育中心和奥体中心，其余的都在学校、小区、政府机构或东汽体育馆里，可供大众使用的场地并不多。  △在十堰体育中心的外墙上，郑钦文的海报已经有些褪色。（图/张蔚婷摄） 能上课的地方就更少了。多位受访者介绍，整个城市里，只有两三个地方可以上课。“京山的网球场，都比十堰一个市多不止三四倍。”一位业余网球教练感叹道。 相关的培训机构很难搜到。我试着在社交平台联系了一家青年夜校，报价约120元/节，小班制，但追问后发现，他们的老师和场地，都还是来自市体育中心。 市体育中心的教练说，类似的夜校也是依靠他们，收到学员后就托他们上课，夜校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场地和师资。 目前在市体育中心教网球的教练不到10人。以李韵的教练为例，最近学员多了起来，一般上午2节课，下午2—3节课，晚上1节就已经排满了。  △教练少，学员多，人手不够是阻碍十堰网球发展的重要原因。（图/《爱情而已》） 人手不够，资源有限，或许这就是网球在十堰这么多年也没什么变化的原因。李韵也觉得，现在十堰的网球资源跟10年前她刚开始学网球时相比，变化不大。 可能更现实的原因是，“二汽”撤出十堰，这座曾经的“车城”像被抽走了顶梁柱，受到的重创，久久难以愈合。 20世纪80年代，十堰曾是国内首批实现小康的城市，30年过去，十堰失去了往日荣光，这里薪资水平在3000—4000元之间，但是日常开销跟武汉差别不大。美食排行榜上的餐厅，人均价格在50—156元之间。 我遇到的几位餐饮店员工、网约车司机、工厂工人都表示，郑钦文夺冠那天，他们并没有看直播。大家都在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离他们生活很遥远的事情。  △2024年9月2日，湖北十堰。游泳者在丹江口大坝下游泳。（图 / 视觉中国） 他们中有人事后刷到了这则新闻，有人甚至没有听说家乡出了个奥运冠军。有人将其形容为“外部闹哄哄，内部冷冰冰”。 一位网约车司机说，他的儿子准备上小学，每周上两节篮球课，一年就得3000元，“不得了咯”。如果参加小团体的比赛，他还得再交几百元，一周上两三节课。 至于网球，平均一节课单价都要破百，他们“想都不敢想”。 因网球重回舆论场的十堰，没有外界想象的热闹。数千公里外发生的盛事，似乎并没有跨越群山抵达这座藏在褶皱中的小城。 城市内部好像还有一张无形的网，四方形球场里闹哄哄，另一侧，场外的人没有停下侧目，头也不回地继续生活上的忙碌。 这是十堰的故事，也是每个城市都在上演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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