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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地 2024-09-07 00:07
1839年摄影术发明后,迅速在西方流行开来。当时欧美国家的摄影技术已臻成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外国摄影师及爱好者把它悄悄带进了中国。
对这一新奇事物,清室王公大臣由最初的惊异逐渐转为赞美。兵部侍郎崇厚在《脱影奇观》序中称之为“开数千年不传之秘”,刑部尚书崇实也赋诗称绝:“光学须从化学详,西人格物有奇方。但持一柄通明镜,大地山河无遁藏!”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清宫中学会照相和留过影的人寥寥无几。
人们熟悉、向往的依然是传统的肖像画。当时清统治阶层一度把它视为异端邪术,排斥于紫禁城外。他们认为,用镜箱对着皇帝、后妃取影,乃是冒犯龙颜、有失体统的逆举,会“被摄走了‘魂’”。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初。
十九世纪的北京驻有不少欧洲外交官,他们在和清廷上层人物即王公贵族、朝中大臣等来往过程中传布和交流摄影术。虽然宫内一直未流行照相,但王爷们却早已冲破了这种愚昧意识,悄悄地爱上了这种“奇技淫巧”。照片“神情酷肖,便捷真切,更足取信”的绝对优势被当朝王公大臣们逐渐认同,他们纷纷跟风,跃跃欲试。中国的摄影首先出现在朝廷大员和皇亲国戚的家中,并逐渐推广代替了传统肖像画。

庆亲王奕劻朝服全身像

1878年 李鸿章

军机大臣张之洞
光绪年间新设立海军事务衙门,奕譞出任总理大臣;由于负责洋务活动,与洋人交往较多,他接触到了“照片”这神奇之物,并开始迷恋上摄影这一西洋时尚。醇王府所雇的专职摄影师广东人梁时泰经常跟随在醇亲王左右,随时为奕譞摄影留念。
因此,奕譞(xuān)身后留下了不少传神的老照片。末代皇帝溥仪在宫内居住时,从醇王府将其祖父、父亲等许多照片,作为家珍移进宫内保存起来。其中一幅拍摄于同治一一年(1863 年)奕譞管理神机营时的北京南苑军营,他时年二十三岁,这是迄今保存的奕訢年轻时代唯一的一张影像。
照片上的他身挂大腰刀,神采奕奕,风度翩翩,是典型的清代武官派头,其左右是两个贴身侍卫,分别肩扛火铳,手握长矛。这些细节,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朝禁卫军的风貌。它也是清代宫廷藏照中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一幅,为研究我国军事史、摄影史提供了可靠的形象资料,弥足珍贵。

1863年 奕譞在南苑神机营

醇亲王奕譞

奕譞(中)、李鸿章(右)、善庆 拍摄于天津海光寺行辕

1889年 奕譞与奕訢在恭亲王府
早在同治七年(1868年)办理洋务的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就曾请英国的约翰•汤姆森为自己拍摄过照片。

1860年 恭亲王奕訢

1868年 恭亲王奕訢
光绪十一年(1885年),醇亲王奕譞受命总理海军事务,于是年四月赴天津巡阅海防。巡阅期间,奕譞让摄影师为其拍了一批照片,并亲自进呈光绪皇帝御览。自此,照片正式进入紫禁城。

1885年4月15日 奕譞到天津大沽口炮台检阅海军
紫禁城内的清代皇帝和后妃们开始主动接受摄影术,始于1903年,即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照相之时。但最初将摄影引入清宫的,不是慈禧,而是珍妃。

珍妃
珍妃十三岁入选进宫,聪明貌美、性情纯厚、能书擅画,与光绪意趣相投。当时,摄影术传入中国虽已有数十载,但在宫中仍属严禁之列。光绪二十年(1894年), 珍妃暗中从宫外购进一套摄影器材,每天给慈禧太后请安后,她便一头扎到自己居住的景仁宫潜心研习拍照技术。
据当年光绪大婚充任喜婆、后跟随珍妃左右的宫女刘氏回忆,珍妃不仅自己喜好摄影,也给光绪皇帝照相,还教太监用“照相匣子”。珍妃拍照时装束随性,姿势各异,不拘礼法。好景不长,慈禧闻之,命人用板笞责打珍妃,并将她身边两名太监发配黑龙江充军。
珍妃正值豆蔻芳龄,虽然被罚也无所惧,又自解私囊,让身边姓戴的太监出宫,在东华门外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不久,此事也未能瞒住,光绪皇后将其密告慈禧太后。珍妃的举动激起了慈禧对她多年的怨愤,慈禧当即将戴姓太监传来严讯,酷刑之下,太监全盘招出,随即被乱棒打死,珍妃也遭到囚禁。
由于珍妃“屡次犯上”“违背祖制,大逆不道”,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皇室外逃之前,她被慈禧下令推入井中溺死。宫中珍妃的摄影作品也未有保存。
今天,故宫旧藏中仅有一张珍妃的肖像照片,光绪皇帝的影像则踪影全无。尽管如此,珍妃作为清宫摄影的第一人则被永远记入史册。
尽管慈禧以铁腕手段残酷扼杀了清宫的早期摄影活动,但步入晚年后,她却突然心血来潮,开始对照相感兴趣。真正令慈禧太后改弦更张,接受摄影技术的契机之一,则是一幅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所赠的沙皇全家合影。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将一幅八英寸着色全家照命驻华公使赠送给清光绪皇帝。照片镶在紫檀木镜框内,上面嵌有纯金制的东正教标志和其他装饰物,并配有用天然水晶磨制的玻璃,庄严华贵。
照片的赠送仪式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由慈禧太后特选的一个吉日举行。是日,太后身着镶金边黄缎绣袍,上面锈着彩凤寿字,并披着由三千五百颗专供帝后御用的东珠串织的披肩,与光绪皇帝、皇后一同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俄国公使夫人渤兰康太太。夫人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行礼后,即将尼古拉二世帝后全家照呈上。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后看罢非常感慨,大加赞赏,光绪皇帝就此向公使夫人询问了许多俄国沙皇、皇后的情况,并且让其转谢沙皇的盛意。慈禧太后特意将一块传世翡翠赏赐给了公使夫人。

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着色照

慈禧在颐和园乐寿堂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

慈禧在颐和园乐寿堂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着色照
当慈禧看到摄影比画像快而方便,并且神情酷肖,效果更为真实,原来认为摄影术冒犯龙颜、有失体统的观念开始转变,开始对摄影产生浓厚兴趣,想亲身领略一下其中奥妙。
摄影在当时主要还是采用玻璃干版底片或明胶干片,它的成像程序复杂,全部照相材料均需进口,成本昂贵。
光绪癸卯年(1903年) 慈禧最终决定特召曾在西方研习过摄影术的勋龄奉旨进宫,携带刚运回国的全套照相器材,作为御用摄影师,专门为自己拍照。

勋龄

裕庚 当过大清驻日本使臣和驻法国使臣 勋龄德龄容龄的父亲

勋龄在法国参加化装舞会

德龄容龄在法国参加化装舞会 勋龄的妹妹
回国后在慈禧身边当过几年女官负责接见外国公使夫人时的翻译,与慈禧的合影中能看到。

慈禧太后

慈禧在颐和园乐寿堂前

慈禧乘舆照
为了照相,慈禧特传御旨在其寝宫乐寿堂前搭景,以布景屏风为衬,并按殿内样式布置豪华的陈设。西方人的摄影构图总是力求脱离直线或垂直线,而慈禧则讲求画面平衡对称,人物面部不能有阴影。这种习惯深受中国传统帝王画像形式的影响,反映了不同国家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
当时颐和园内虽己有电灯,但不具备用于摄影的照明程度,为了突出主体人物的立体形象,又不会导致慈禧所忌讳的阴阳脸,同时提高成像的清晰度,勋龄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柔和协调的自然散射光,拍出的照片效果竟类似国画。
通过使用对称手法来表现人物,巧妙构图,慈禧照片的画面意境深邃,影像丰富清晰,立体感、质感均佳。勋龄又遵旨将其中的得意之作放成巨照,由如意馆着以色彩,装帧平整,再嵌入镜框中,顿时显得富丽庄重,极为传神。照片悬于慈禧寝宫内,蔚为大观,轰动朝野。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些作品实属罕见,堪称人物摄影佳作,也反映出作者纯熟的技法和高超的艺术水平。
慈禧在照相之前,要先亲自翻阅历书,选定吉日良辰。拍照时常命勋龄为其连续拍上几张不同姿态的宫装像,并命令将每张放大数幅,还要速将尚未上光的带水样片呈奉御览。




慈禧太后

慈禧饰观音 李莲英(右)饰善财童子

慈禧等人在中海乘平底船观荷
如今故宫博物院内还珍藏着许多当年所摄的玻璃底片和照片,其中仅慈禧一人晚年所摄三十余种装饰、神态各异的照片就有七百余张,大多系光绪二十九(1903年)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留影。这批照片均为慈禧七旬大寿之前所拍,系特为其寿辰时悬于宫中或赏赐他人之用。目前,除故宫外,国内外其他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所收藏的慈禧原照已经凤毛麟角。从现存的慈禧照片中,可窥见当国太后晚年生活的面貌。它们富有独特纪实的效果,不仅留下了慈禧晚年的真实形象,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介绍、传播、推广摄影技术的作用。此后,宫廷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争先仿效,此风久久不衰。
溥仪逊位之后,仍居宫中内廷部分,维持小朝廷的生活达十三年之久。可以说,在紫禁城的日子里,溥仪的生活大多是闲适而悠游的。紫禁城朱黄四方天地,久住难免发腻。成年后,溥仪开始迷恋西洋事物,不仅爱穿西装,用西洋装饰、餐具,玩钢琴、网球、洋车等西洋物品,还特别喜欢照相。溥仪曾照过一张“分身像”。当时较为通行的是照两张,然后合成一幅或采用两次遮挡曝光的手法完成。而这张“分身像”看上去达到了乱真的地。它足以证明摄影师现场拍照及暗房加工的高超娴熟技巧。

庄士敦 溥杰 润麟 溥仪 在御花园

溥仪戎装坐像

溥仪在紫禁城屋顶上

溥仪分身着色照
为了自娱,溥仪时常手持柯达相机,于紫禁城中拍摄小照,寻找有趣的生活片段摄入镜头。而此时的照片中以溥仪和皇后婉容的影像为多,数量均在百张以上。
溥仪着朝服、便服、西装革履像,上房骑马,浇花打拳的生活小照,花样繁多。在现存影像中,留有多帧反映溥仪与其爱犬嬉戏的照片。如溥仪与“国舅”润麒在养心殿前的一幅合影中,就有一只德国纯种大狼狗蹲坐在一侧。溥仪拍照为出新意,别出心裁,还穿上特派太监出宫给他置办的民国将领的军服,佩宽皮腰带及军刀,足蹬马靴,端坐于寝宫前一把西式皮转椅上照了一幅戎装像,威风神气。
此事传到端康皇太贵妃(瑾妃)耳中,使其大为震惊。端康当即将溥仪传去盘问,训话之际,竟发现皇帝还穿着太监从宫外买来的洋袜子!端康认为这是极失体统的大事,立命人把当事太监李长安、李延年二人传至永和宫,按宫法每人打了一顿板子,发落到宫内打扫处去充当苦役,同时对溥仪严加申饬。
她训斥道:“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还像话吗?”溥仪听罢,只得乖乖地摘下洋刀,脱去马靴洋袜,让太监收起那还没穿热的军服,换上裤褂和布袜。

瑾妃(端康太妃)

溥仪便装坐像

溥仪与泰戈尔在紫禁城御花园四神祠前
与溥仪相比,婉容在镜头前则显得活泼可人。婉容在紫禁城的“皇后”生活不及二年。照片中有她的朝服像、宫妆照,也有即兴小闹剧似的生活照,如戴西洋眼镜、吹箫持扇、登高爬树、骑脚踏车及用太监的帽子做道具所拍的相片,姿态各异,饶有情趣。
这个时期,婉容在宫廷的生活比较得意、轻松。婉容生性活泼,受过近代学堂教育,喜欢养小动物,也喜摄影,还喜欢到“红墙黄瓦黑阴沟”以外的地方去游玩。

婉容着色照

婉容坐像

婉容和她的英文老师

端康和婉容在建福宫

婉容立像

婉容在宫里骑自行车

三枪牌自行车 1910年左右英国生产
从故宫博物院旧藏婉容的很多照片来看,婉容身材适中,亭亭玉立,瓜子脸,弯弯的双眉,有神的双眸,皮肤白皙,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婉容照片中的姿势大多身体微微前倾、头微垂、双手交叉扶在膝间,显得雍容高贵,温存典雅、颇有教养,是典型的“中国古典美人”,而表现她活泼伶俐、富有青年女子活力的照片却并不多见。这里看到婉容在紫禁城内的照片,展现了她初婚时期的精神状态。

婉容朝服立像

婉容在照相

1917年柯达公司推出可拍摄明信片大小照片的折叠相机 使用A122型底片

婉容在架相机

溥仪和婉容在把玩相机
溥仪和婉容、文绣互相拍摄了大量照片,作为逊清皇室的生活快照,他们不再带有清末摄影摆拍造成的拘谨和做作,影像画面中的人物性格更加突出,表情更加丰富。内容大多构图新颖,意境清新,影调丰富多彩。这些摄影作品风格朴实生动,浸透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文绣朝服立像

文绣玩相机

1912年柯达公司推出可折叠袖珍相机,合上皮腔相机厚度只有一英寸,使用A127型底片
随着摄影术进入紫禁城,使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人和事物的影像,它们虽然是只鳞片爪,但蕴藏着实在、逼真、具体的生活内容。
经过历史沧桑巨变,这批遗留下来的老照片仍定格于一百多年前的瞬间,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晚清宫廷史、文化史、摄影史等提供了鲜活、真实的影像资料,具有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更成为弥足珍贵的近代文化遗产,受到学术界的异常重视。也让后人穿越时空,看到消逝了的历史情景,并去体味、去思索。


jjybzxw 2024-09-07 09:05
  摄影术的发明对世界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人们记录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成为保存历史瞬间、传播文化和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手段。

  在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介入,摄影术传入中国,最初在宫廷和上层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尽管最初被一些人视为异端邪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摄影术逐渐被接受,并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中流行开来。

  清室王公大臣最初对摄影持怀疑态度,担心摄影会“摄走魂魄”,但随着对这项新技术的了解加深,他们开始欣赏摄影带来的真实性和便捷性。一些开明的王公贵族,如奕劻、李鸿章、张之洞等,都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特别是恭亲王奕訢和醇亲王奕譞,他们对摄影的接受和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奕譞甚至雇佣了专职摄影师梁时泰,为自己和家族留下了许多传神的照片。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了他们的个人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历史变迁。

  珍妃是清宫摄影的先驱之一,她不仅自己喜爱摄影,还尝试教授他人。尽管她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悲剧,但她对摄影艺术的贡献和勇气被后人铭记。

  到了慈禧太后时期,摄影已经成为宫廷文化的一部分。慈禧本人也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留下了大量的照片。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了她的晚年生活,也展示了她对权力和形象的控制。

  末代皇帝溥仪和皇后婉容的照片则更加多样化,反映了他们对西洋文化的接受和喜爱。溥仪的“分身像”等创意照片,显示了当时摄影技术的高超和创新。

  这些照片作为历史的见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历史资料,也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宫廷生活和社会风貌。它们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宫廷史、文化史、摄影史等的宝贵资源,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这些老照片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历史的温度,体会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和情感。同时,它们也提醒我们,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和科技,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世界观。


天人地 2024-09-07 13:11
一个半世纪,珍贵黑白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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