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人地 | 2024-05-20 12:50 |
 游牧，总的来说是一种社会生活状态，指的是通过有规律的迁徙来保证生存资料获取的生活方式，通常伴随着依赖放牧，擅长骑马捕猎、生活等特点。在这方面匈奴和帕提亚有着显著的差异，匈奴虽然也有城市，但仍然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而帕提亚人则在融入塞琉古后基本放弃了游牧生活，定居在了村庄和城市之中，其麾下也有相当多的希腊、波斯城市，俨然已经进化到城邦文明的水平。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把帕提亚算成游牧呢？这是因为帕提亚在军事传统上仍旧保持着明显的游牧祖先风格：帕提亚出征的主力均由骑兵构成，战术上也以骑射骚扰，诈退引诱伏击这种游牧经典战术为主，且战略上更偏好弹性战略，用机动作战袭击对手而非固守城池或边境阵地。  帕提亚的这一游牧军事传统与匈奴如出一辙，也为汉、罗帝国带来了相同的挑战：即便汉、罗马军队主动出击，但决定是否交战，在哪，何时交战的主动权总在对方手上。哪怕汉、罗的军队已经推进到对方不得不防守的区域，这些敌人也可以利用机动优势寻找对方的后勤弱点，进行无情的打击。 即使汉、罗军队各个方面都无懈可击，他们也可以暂时撤退，避其锋芒，用时间来冲淡对方的优势，等待对方不得不撤退时再进行袭击。这种令人疲惫的猫鼠游戏，足以让国力一般、军事水平一般的国家彻底崩溃。  同样的地缘困境 汉与罗马虽然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同，但都面临着同一个困境，简单来说，汉、罗两大帝国都是中央集权的广域霸权，它们都渴望牢牢控制领土，对边境的支持也仰赖广大内部区域的物资和人力的集中调度，这无疑要经受通讯距离和路程的严酷考验， 同时，占领区对中央的认同度也会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降低，外来征服者在认同度低的区域势必遭到频繁的激烈抵抗，距离近尚且有需求也有能力频繁镇压，一旦远了便会显得有心无力。这样的情况下，两大帝国要实现征服，要么是目标距离较近或影响较小（有快速的交通），要么是目标自身条件好（比如较高的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但显然匈奴和帕提亚都不是这样的绝佳目标。  首先是我们可以从核心区与敌人的距离入手：汉朝的核心区域在长安（今西汉）附近，它距离朔方郡（今巴彦淖尔附近）直线距离约700公里，到外蒙古的乌兰巴托直线距离更是达到1500公里，在缺乏海洋或大河运输的情况下，按照孟德斯鸠提供的行军速度（一天5小时行军32公里），也需要21-46天才能抵达，即便是单纯运输物资（1天50公里的速度）也要14-30天，而且实际用时只会更久，因为人无法按照地图直线距离前进。 罗马这边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罗马城距离叙利亚的安条克直线距离有近2000公里，从安条克到泰西封（今巴格达附近）直线距离约800公里，当然，仰赖海洋的帮助，意大利到安条克实际路程的消耗时间并不算夸张，当代估算大约15-55天，而从幼发拉底河边界沿河南下泰西封，参考尤里安东征的情况则大约需要消耗1个多月（如果非作战的情况下，时间要短一些）。 虽然这些数据并不准确，但也能大概感受到双方核心区距离边境的遥远距离，以古代的通讯和运输能力，这样的距离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纵使能够一时倾尽全力供应，也要付出巨大的成本，长期来看还是无以为继。  既然距离相对近的缺乏好的交通，交通情况好的距离远，那只能看目标区域自身的环境承载力了。因为在目标区域长久维持人力和物资供应规模，对于定居民族的征服来说至关重要，后方运输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保持物资和人力的供应就要仰赖于当地的农业水平（商业发达虽然可以降低对本地农业生产的依赖，但战争对商业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对于征服行动来说很难仰赖），从自然环境对农业的影响来看，区域的年降水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汉帝国的北境5州（即凉州、朔方、并州、冀州、幽州）大部分区域年降水量在400mm-750mm之间，再往北离开长城进入塞外，便只有狭长的一段区域年降水量达到300mm-400mm，继续深入直接掉到了100mm以下。 罗马帝国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帕提亚帝国最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年降水量情况也要逊于罗马帝国的腹地：在两河流域附近，年降水量才达到500-1000mm，能够达到罗马中档降水量的水平；而在这区域的四周降水量则降到了200-500mm。 走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情况便急转直下，它的南边是叙利亚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可谓荒无人烟，再往东到达伊朗高原，它除了南部沿海区域降水量高外，其余区域降水量远不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区域甚至只有100mm以下。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汉与罗马在边境附近尚有降水量尚可（但也远不及其腹地）的区域，越是深入敌人的腹地，就越是干旱。   而干旱区域既不利于长期的军事占领，也不利于大规模军事行动。克拉苏在叙利亚跨越沙漠导致进退失据最后折损数万将士；安东尼向北杀入米底，在群山之间饱受物资匮乏的痛苦，损失2万4千人仓惶败退；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战而胜之却面临数万士兵死亡，近8成马匹损失的代价，这一个个军事灾难便是有力的证明。 目标自身的条件除了年降水量外，地形方面也有着不小的影响。汉与罗马在这方面也都面临着尴尬的境地：那些地势相对平坦、离自己较近、降水量较高的敌境均在海拔较低的区域，而在它们之外，则不幸的分布着高海拔区域。 这意味着当汉军占据漠南，北逐匈奴时要面临平均海拔1580米的蒙古高原；而罗马军团在占据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无论向北还是向东追击帕提亚，都要面对海拔1000余米的伊朗高原。虽然这个海拔高度还不至于产生高原反应，但居高临下的态势无疑让汉与罗这两个外来征服者多了许多压力。  在以上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汉帝国难以在西域或蒙古高原上维持庞大的人口和驻军，罗马军团也很难在扎格罗斯山脉或伊朗高原扎下根来，而他们的敌人却可以适应近在眼前、祖祖辈辈生活的“不利环境”，并依据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自己，休养生息，想在这种情况下一劳永逸的击败这种敌人，自然是难如登天。  政治上的掣肘 纵使有着种种因素的制约，汉、罗两大帝国都曾经非常接近一劳永逸的解决祸患，那便是汉武帝的北伐匈奴和图拉真的东征帕提亚行动。 前者通过河南之战夺取了河套平原，建立了朔方郡及五原郡拱卫东北边境，又通过漠南之战击垮匈奴右贤王，巩固了边境，再通过两次河西之战，夺取并巩固了河西走廊，打通了西域。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扭转了汉匈战争的态势，汉军从消极应对转为主动打击，但这并没有成功消解匈奴的威胁，匈奴仍然时常进犯边境，为此汉武帝派遣卫青和霍去病各领5万骑出塞，发动了漠北之战，意欲彻底击败匈奴。 结果也不负众望：卫青所部成功击败匈奴单于主力，摧毁了匈奴囤积物资的赵信城；霍去病率部奔袭900多公里，彻底击败左贤王部，斩获无数，最终在匈奴圣地狼居胥山祭天。两路汉军的胜利带来了“漠南无王庭”的大好局面，真可谓前无古人。  图拉真东征也同样前无古人，由于帕提亚对罗马附庸国亚美尼亚的直接干涉破坏了二者的合约，因此图拉真以此为借口调集大军直接攻占亚美尼亚，随后两路并进，沿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杀至波斯湾，成功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纳入囊中，随后图拉真在新征服的区域中组建了3个行省，将罗马帝国的东部版图扩张到极致。  然而这只是征服之歌的前半章，后面的弦音就没有这么美妙了。汉武帝发动的河西之战固然成果斐然，但第一次战役霍去病就折损了7成兵力，第二次战役霍去病折损3成，漠北之战更是折损2.5万以上士卒（2.5万仅按照10万骑兵计算，没有计算跟随卫青转运的步兵们），卫青与匈奴单于的交战数量不知。 但也记载杀伤大当和近8成的马匹，劳师远征带来的结果不是匈奴的臣服与双方长久的和平，而是仅仅12年后便再次寇边、此后28年间的5次进犯以及反击匈奴进犯时遭到的5次惨败和它们带来的十余万将士的损失。 图拉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虽然他没有在东方战场遭遇惨重损失，军事行动成功夺回了亚美尼亚完整的控制权、夺走了曾附属于帕提亚的奥斯洛尼王国的宗主权，且让双方保持了44年的和平。 但正因为这次军事行动抽空了东部的兵力，从而促使不满罗马统治的犹太人大肆破坏了昔兰尼、埃及和塞浦路斯等罗马行省，虽然最后成功回师镇压，但顾此失彼的窘境也导致了新组建的3个行省被一一放弃，而最终帕提亚也没有彻底臣服或者消亡，甚至没有损失一点领土。  汉武帝和图拉真距离胜利仅一步之遥，立下的功业值得赞叹，但这汉武帝本人缺乏军事经验，错误的相信了匈奴内部的情报，让赵破奴率2万骑踏入虎口，对李广利的态度摇摆不定，先是委以重任，在其领军作战后又怀疑他参与政治阴谋，将其家属全部逮捕，致使出征的汉军从将领到士兵都军心浮动，最后大败而降。  而图拉真与汉武帝则不同，他本人拥有军事经验，既没有不计代价的进行军事行动，也没有在军事指挥上出昏招，并且知人善任，但他仍然在政治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首先他忽视了己方行省中犹太人的躁动，也没有准确认清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帕提亚的统治下仅处于羁縻状态，难以接受罗马将其行省化这一严厉的管理措施，因而在将行省驻军抽离，长期部署到新组建的行省的时候，引发了一连串的动乱（组建行省需要大量驻军。 同时引发本地人不满，犹太暴徒看到罗马军队在新行省忙碌，又受到帕提亚反抗者的撺掇，造成了暴乱，而镇压犹太人又让新行省产生暴乱，最后让罗马军队疲于奔命）。  虽说这有汉武帝和图拉真皇帝个人的因素，但作无论从对手的角度还是自己的角度，汉与罗马作为定居帝国都难以一劳永逸的根绝游牧祸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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