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人地 | 2024-03-25 10:56 |
三星堆一经现世，就震动了海内外，因为迄今为止三星堆已经发掘的8个祭祀坑（更准确的说叫器物坑）中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成组的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以及黄金制成的金箔等，都无法纳入到我们所熟知的中原文明体系中去解读，甚至放眼全世界，也没有能够与之相互参照的考古发现。 于是，“三星堆外来说”甚至“外星人说”甚嚣尘上。对此，著名先秦考古专家许宏曾做过一番精辟的回应：“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  三星堆虽然发现有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陶器、玉器和来自殷商文化的青铜器，但出土的金器却是在殷墟这样的大型王都都较为罕见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三星堆到底和夏朝和商朝什么关系？难道三星堆真的是西来的吗？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三星堆所处的时空范围。  举个例子，二里头文化是夏朝中晚期的文化，但是二里头遗址却有上至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下至商朝甚至秦汉时期的不同遗存。  由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带有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的陶盉，而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绝对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680年至前1610年之间，所以三星堆不会早于公元前1680年。三星堆祭祀坑含碳标本测年则晚到殷末周初，所以，三星堆的时空范围就在夏末到周初。  值得一提的是，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之间存在断裂，当华夏各地的部落方国向青铜为代表的国家文明渐次过渡时，成都平原的过渡却非常突兀，三星堆并非直接从宝墩文化发展而来，这预示着有外来群体的加入和推动。  其实，大禹事迹在蜀地广泛传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如《史记》所言大禹的确生于蜀、长于蜀，第二种可能则是夏朝灭亡后夏遗民迁居蜀地，并将大禹的传说也带了进来。 而考古发现，印证了第二种可能。  其次，三星堆出土了二里头四期的牙璋，众所周知，牙璋是夏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夏朝灭亡后，牙璋作为夏部族的一种传统文化而随着夏遗民向四方的扩散流传到了各地。 但，整个殷商时期牙璋都步入了衰落，商王朝甚至将流传下来的牙璋改制为其他器物使用。唯独在三星堆发现的牙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形制上还有改进和发展，出现了铜牙璋和牙璋形金箔。更重要的是，牙璋成为了三星堆人的祭祀重器。  所以，无论是绝对年代的先后顺序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是二里头文化传播并影响了三星堆文化，而非三星堆文化衍生了夏文化。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三星堆本身。  青铜人像中有4位戴着黄金面罩，他们两个笄发，两个辫发，数量相等。黄金比青铜还要稀有，辫发者能与笄发者共享此等尊荣，表明辫发者并不从属于神职人员，合理的解释是辫发者掌握着世俗权力（即王权）。 发型、服饰往往是区分不同族群的标志物，而三星堆这种独特的权力构成和源自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祭祀重器，都在告诉我们，蜀地土著居民和夏朝灭亡后迁徙入蜀的夏遗民共同创造了三星堆文化。  不仅如此，三星堆文化中还闪现着夏遗民对殷商的“愤恨”。 甲骨文中“蜀”字的写法有20多种，一个共同特征是都带有“目”字，与三星堆独具特色的纵目铜像吻合，这也就意味着甲骨文中屡屡出现的“伐蜀”、“至蜀”，所征讨的对象，正是三星堆人。  三星堆文化中虽然发现了明显来自殷商的尊和罍，但唯独不见代表殷商祭祀重器的鼎，三星堆人执拗地使用夏文化传承的牙璋作重器，这种差异凸显的也是夏商间的“世仇”。所以，当周武王号召诸侯共伐殷商时，排在第二位的盟军就是“蜀”。  所不同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仅剩辫发者。这意味着，经历了商末周初的战争后，三星堆群体发生了变化，与中原文明格格不入的神权统治退出历史舞台，世俗权力成为唯一最高统治者。昔日与殷商对抗的蜀，被纳入为西周治下的方国，中华文明多元归一最终完成。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三星堆中的异域文化因素到底怎么来的？  而三星堆刚好处于弧线的交界处，与我们传统观念认为的川蜀是一块封闭的区域相反，当时的蜀地恰恰是一块“开放的前沿”，可以沿“蜀身毒道”开展与域外文明的外贸交流。  一如紧邻俄罗斯的黑龙江漠河会有大量俄式建筑道理一样，地处中西方交流前沿的三星堆，出现异域文化器物，也就顺理成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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