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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爹 2024-03-11 16:54

1951年,国民党上将莫雄被判枪决,毛主席却早有指示:马上释放,安排工作。

这一年的土地改革中,曾有国民党军官身份的莫雄被判死刑。叶剑英得知此事,马上想起了毛主席的交代,一定要善待莫雄。

这个国民党将领为何能够得到主席的重视和关心?莫雄的结局又会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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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在广东英德如火如荼的开展着。广大人民群众勇斗地主,揪斗反 革命分子,忙的是热火朝天,不亦乐乎。

诸多农民发现,本乡一个名叫莫雄的男人,曾经是国民党少将军官,身份显赫,恐怕跟着蒋介石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于是在土地改革工作小组的支持下,农民主动联系广东省委,要求马上逮捕莫雄,对他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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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来说,反人民反 革命的国民党旧社会分子,确实应该在新社会遭到审判,并且也不值得任何人同情。但听说莫雄遭到针对时,当时的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古大存却变了脸色。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他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中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意见。但这一次,他得先把群众的呼声放到一边,想办法拯救莫雄。

这个人不该遭到审判,更不该被新中国处决。相反,他应该受到党和政府的善待。

或许是害怕自己言语力量不足,在为莫雄辩解的同时,古大存还想办法联系到了叶剑英,把相关情况告诉了这位在军中说话很有分量的老革命。

叶剑英一听,莫雄竟然快被判处死刑,这还了得。他马上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要求工作人员枪下留人,切莫随意处置莫雄这个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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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名字,想起了许多革命年代的旧事,也想起了两年前毛主席对自己的叮嘱。

那个时候,叶剑英南下,到达广州,给远在香港的莫雄写了封信,邀请他尽快回来,共同建设新的城市,新的社会。

在动身南下之前,毛主席特意把叶剑英找来,对他叮嘱,抵达广东后,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莫雄。

主席认为,他是我党的老朋友,老同志,应该得到党组织的照顾。无论他过去做过什么,犯下过什么错误,组织上都不要再追究,还要想办法给他安排合适的工作。

所以1951年立即释放莫雄,给他安排工作,不仅仅是叶剑英的命令,也是毛主席的意思。

行走在生死边缘,下一刻可能就会人头落地时,莫雄又被拉了回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重视和关心,让他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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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真相的人可能会对叶剑英的命令感到疑惑,一个国民党旧军官,原本不值得领导人大费周章,过分关心。可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人,却能得到北京方面的力保。

其实,这是因为,莫雄的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军官这么简单。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已经暗中为我党工作多年,且曾有过力挽狂澜之功。

早在1930年,他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视察时,就已经与我党众多同志有过深入接触。

那时候,他在上海遇到了曾经的国民大革命时期同袍,共 产党员刘亚佛同志,并且也和项与年等地下组织成员有了很深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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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共 产党员的身上,他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 产党的思想和精神,也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更深的理解。

十年前的他本来就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徒,如今感受到共 产党领导人和孙中山先生思想的相似之处,便对共 产党更加神往。

他向组织上提出了入党申请,渴望加入其中。然而李克农对他的回复,却让他有些出乎意料。

领导希望他能借助自己的深厚资历,留在国民党阵营当中,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做贡献。

他深明大义,对此全然接受,毫无半点怨言。

此后,他为我党提供了什么重大帮助?

1951年,国军少将莫雄被判死刑,上层领导交代立即释放,安排工作。

原来莫雄与我党早都已经有了多年联系,也在战争时期对我们进行了很多帮助。

那么,莫雄与我党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他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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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个身在国民党、心在共 产党的好朋友不大容易。组织上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付给莫雄,他深感责任重大,始终认真对待此事。

他对我党地下组织的所有成员态度十分友好,也竭尽所能的为地下工作提供帮助。如果没有他,大伙儿还不知要面对多少次难以解决的危机。

1934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省的剿共保安司令部司令,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前锋,全面负责打压工农红军的工作。

蒋介石明知他和自己在政治上不是一条心,所以才想借助剿共的机会,让莫雄和共 产党方面两两残杀,互相消耗实力,而他自己则坐享渔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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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他的安排其实正中莫雄的下怀。

负责一线的所谓剿共工作,更方便莫雄实际行动中为共 产党和工农红军大开绿灯,帮助他们从地上转入地下,尽快实现战略转移,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如果被蒋介石任命的是另一个对自己忠心耿耿之人,那么我党将会承受巨大的围剿压力。所以莫雄上任,对于我党而言,同样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他先是在保安司令部内部做了一番部署,请自己认识的上海地下组织成员带来了一批共 产党的朋友,并且把这些人依次安插在司令部的重要岗位上。

这样一来,整个保安司令部都能被他掌握于股掌之中,即便他在剿共时做出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也没有人会屁颠颠的跑到蒋介石面前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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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与他携手并肩作战的刘亚佛,这一次正好趁势打入国民党内部,担任专员公署主任秘书,和莫雄互相配合,开展工作。

保安司令部的副司令员,副参谋长,以及莫雄自己的私人秘书,都由共 产党员来担任。

他的司令部驻扎在江西德安,他走马上任之后,第一时间与江西当地的地下组织和工农红军领导取得联系,并和大家一起商议安排接下来的瞒天过海的表演。

明面上,他做出一副与共 产党势不两立的架势,安排保安司令部人员巡视根据地,查处共 产党,挖出钉子,找到眼线,行动十分积极,态度十分诚恳。

但实际上,他在做出每一步具体的行动之前,共 产党员都早已得知他的安排,所以可以提早规避风险,还能配合着释放烟雾弹,让蒋介石放下戒心。

比如在和工农红军的正面交战中,莫雄表现十分英勇,亲临一线指挥,打出了一场水平过硬的漂亮战斗,把工农红军的基本结构全部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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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得知此事,自然是欢欣鼓舞,对莫雄更是赞赏有加,愈发信任。

可他却并不知道,工农红军早就在保安部队的协助之下,实现了巧妙且安全的转移。他所见到的,只是莫雄扔给他的漂亮烟花罢了。

如果他知道莫雄还把国民党拨款购买的大量武器装备都送给了工农红军,那他只怕会更加心梗,哀叹错信了他。

当然,这一切,莫雄做的非常隐蔽,外界并不知情。仅如此,他的保安司令部还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嘉奖,被誉为剿共英雄,一度成为全军模范,受人追捧。

相对而言,此时此刻的他,处境比之前好了许多,但他并不敢掉以轻心。蒋介石岳洋洋得意,他就越得小心谨慎,不如让反动派抓到把柄,这样才好为共 产党行事提供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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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之内,他与组织上的联系始终频繁,第四专区住南昌的办事处,还成为了地下党员秘密活动的据点。

那些领着蒋介石军饷的人,都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为地下党的活动打着掩护。

1934年,红军作出重要战略决定,开启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也和莫雄冒险送出的情报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他把什么关键信息告诉了工农红军?才让我们开启了长征之路呢?

1951年,深受主席看重的国军少将被判死刑,后又被释放,得到稳妥的安排。

原来,莫雄早都加入了我党,并在国军工作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其中最关键的就是1934年他传出来的一则消息。

那么,这一年莫雄到底给了我们怎样一条关键的信息呢?这条信息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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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九月底,蒋介石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当众宣布了铁桶围剿计划,决定组建大军,秘密开赴工农红军根据地,对其实施强力围剿行动。

如果我党领导人对此毫无防备,那么在蒋介石的计划正式执行之后,工农红军的革命火种很有可能会被反动派彻底扑灭。这个后果非常严重,莫雄光是想想,就觉得不寒而栗。

会议结束之后,他飞速把相关文件带回了司令部驻地,并且秘密找来刘亚福和项与年等人,请他们代为传递情报。

此事十万火急,党员同志一边摘录文件,一边安排传信工作,打通秘密渠道,将事件上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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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信息传递非常及时,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尚未正式实行,果断决定开启长距离的战略转移,也就是之后的长征。

也正是因为有了莫雄的及时安排,红军才能避免可怕的损失。

此后,他一直竭尽所能的为长征中的红军提供帮助,包括但不限于补给物资,输送药品,或者直接为重伤员安排转移。

遇到合适的情况,他还会直接为红军主力让路。

1936年,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向着毕节方向转移,在提前得知消息后,保安司令部的共 产党员们就和莫雄聚在一起,商量人员抽调一事。

那些对莫雄情况并不知晓的国民党将士,都被提前安排到毕节城外驻守,美其名曰视察隐患,为提前出手遏制红军做准备。但实际上,把他们全都抽走之后,红军才能畅通无阻的进入毕节,安排下一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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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军团主力在毕节停留之时,抓紧一切时间补充资源,队伍人员数量也有了显著上升。就连一些本来在保安司令部接受差遣的国民党士兵,也心甘情愿的投入到了长征队伍当中。

莫雄的安排,又一次为工农红军赢得了大好时机。

然而他的行动虽然尽量低调,但终究还是没有瞒过时刻关注红军动向的蒋介石。

老蒋意识到他有通共通匪的嫌疑,所以下令将他逮捕,又因为没有实际的证据,只能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不能对他做出审判。

他身陷囹圄之后,丝毫不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担忧,反倒是为了红军而忧心忡忡。他担心因为自己不在,共 产党和红军队伍会受到某些国民党将领的刁难,长征路途之中的困难会有所增加。

在下定决心与共 产党站在一起之后,他就总会把共 产党的大事排在自己之前,这已经形成了他的思维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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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因为他曾于国民大革命时期救过蒋介石,与老蒋的私人交情还算不错,这才没有受到太多针对,也能把所有不合常理的事情用言语含糊过去。

他告诉蒋介石:“你说的那些人,就是我手底下的共 产党,他们都不是我找来的,是主动来投奔我的。我们以前一起并肩作战过,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们。”

他把自己塑造成了无辜的不知情人,是共 产党蓄意编造的骗局的受害者,目的则是再次取得蒋介石的信任。

果然,蒋介石没有深思,相信了他所说的话,重新给了他自由。

只是毕竟嫌疑在身,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过程中都无缘担当要职,也就无法再像土地革命时那样为共 产党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他心中遗憾,我党却并不在意。他曾经为组织上做出的贡献,每一个知情人都铭记在心,不敢辜负这份深情厚义。

也正是因为如此,毛主席才会在叶剑英南下时特意叮嘱,一定要设法找到莫雄,给他一个理想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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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叶剑英也才会在他蒙冤之时果断出手,力保他性命无虞。

在得到释放以后,莫雄担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后来,又成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和政协副主席。虽然始终没有入党,但始终是受人尊敬的党的老朋友,老同志。


jjybzxw 2024-03-11 17:13
1951年,国民党上将莫雄因涉嫌贪污罪被判处枪决。然而,在执行前一刻,毛主席却突然下达指示,要求立即释放莫雄,并为他安排一份工作。这个指示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因为在这个时期,国共两党的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这样的决定无疑是一种善意的表示。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体现了他对待敌对势力的态度,即在特殊时期能够放下成见,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莫雄在被释放后,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他从此投身于国家建设事业,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个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传颂在人们心中。

莫雄是广东英德人,是辛亥革命老前辈,国民党资深官员、将领,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与中共建立了联系。除了上述挽救红军的“隐秘”壮举,莫雄在抗日战争时期还与中国共 产 党合作抗日,并释放被捕的中共 党员。
晚年,他在其幼子莫栋梁的帮助下撰写回忆录,经广东省、广州市和英德县三级政协合编成《莫雄回忆录》一书,1991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6岁加入同盟会的粤军“虎将”
莫雄1891年生于韶关,祖籍广东英德。自幼家中贫困,曾是村里的放牛娃,后因体格出众被相中到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做起小伙夫。
随着年岁和见识的增长,莫雄对清政府的腐朽越加憎恶,忧国忧民,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16岁时,他加入同盟会,承担过打入清朝新军内部执行策反任务,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为中山先生所器重,1923年就被委以独立旅少将旅长的要职。
莫雄虽个子不高,但骁勇善战,是粤军中有名的“虎将”。陈炯明发动兵变后,1925年孙中山开始指挥第一次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韩江地区的陈部,莫雄任粤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在这期间屡立战功、威名赫赫。
莫雄自述,就是在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部期间,部队中加入了不少中共 党员,他们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莫雄对蒋介石培植嫡系、排斥异己的政策十分不满。1925年廖仲恺被害一案发生后,蒋介石趁机夺了粤军将领许崇智的兵权,莫雄所在部队也被蒋介石加以“反 革命”的罪名,就地缴械遣散。

对共 产 党有利的事,就尽力去做
1930年,莫雄前往上海追随宋子文。在旧部刘哑佛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卢志英等人,并与中共中央特科搭上线,成为特科的重点统战对象。
华克之在《对辛亥志士莫雄后半生的点滴回忆》中写到他与莫雄的交往:“有时去他家吃饭,谈论国内时事,我俩十分投契。论他的地位,当时已是一个高级军官,但毫无官僚架子,谁都可以和他谈谈……”
后来,莫雄才知道这些朋友都是中共 党员。他回忆:“他们(指中共 党员)常以革命道理来开导我。向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向我宣传中国共 产 党的革命纲领。”
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莫雄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国共 产 党的申请。时任上海共 产 党组织领导人之一的李克农,考虑后回复他:
“你是革命的老前辈,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你参加共 产 党的请求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你虽不是中共 党员,但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你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你能做到这两件事,我们便十分满意。”
莫雄终生牢记着这份嘱托,并在回忆录里详细记述了这一段经过。

莫雄始终在寻找时机为共 产 党提供帮助。1934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随委任状而来的,还有两份空白的组织表,给了他自行组织用人的权限。
莫雄意识到这是与共 产 党合作的绝好机会,便到上海寻找中共方面的朋友,联络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一批共 产 党员,请他们秘密进入他的司令部潜伏。
排万险,传递“铁桶”情报
1933年9月,蒋介石召集50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直指中央苏区首都瑞金。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挫,中央根据地仅剩七八个县城。
1934年夏秋之交,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庐山军官训练团驻地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莫雄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多次参会。
会上,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赛克特提出了精心准备的“铁桶合围”战术计划,蒋介石亲自将此作战计划下发到各师师长手里,会议详细罗列了“围剿”计划的兵力布置、包围图表、进攻路线、战斗序列等内容。

《莫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铁桶围剿”的计划:
“地图上划分了很多编了号码的格子,哪个部队或单位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地图上某个各自所规定的位置……一俟包围圈完成,各部队便依照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0.5公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
“会议文件有高高的一大叠,足有一二公斤重,其中除了报委图标、计划书、指示文件等外,还有蒋介石的语录及指示汇编成的小册子。” 这个计划意在彻底摧毁中央苏区,考虑周详毒辣,形势万分凶险!
莫雄没有任何犹豫,毅然冒着巨大危险,将会议文件装进随身的大公文包里,匆匆带下山去。他马上与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三人商议,表示一定要将情报传递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担!”危急关头,他们先将庐山上的会议制定了“铁桶围剿”计划一事以紧急电文的方式发向瑞金,其余计划详情则密写在几本《学生字典》中,由熟悉当地方言的项与年亲自送往瑞金。
江西属于内陆省份,多山地、河流,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只能徒步而行。从德安到瑞金,需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等8个市县,还要面临敌人的重重封锁,越靠近赣南瑞金方向,封锁越严。

项与年(又名梁明德),照片右下角的文字“革命带路人 梁明德同志”是莫雄手书
项与年急中生智,忍着剧痛用石头砸掉了自己的门牙,弄得满脸血肉模糊,然后乔装成乞丐流浪的模样,最终顺利通过了重重关卡,将情报送达了党中央。这份重要情报使得中央红军赶在蒋介石“铁桶围剿”的包围态势完成之前,从敌人相对薄弱的地方撤出革命根据地,于10月中下旬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莫雄提供的绝密情报被我党定义为“一份关系到红军命运的情报”,为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关键信息和依据。经此次合力传送情报,莫雄和项与年之间的情谊更加深厚,并一直维系到晚年。
在如今莫栋梁的家中,还有许多父亲与项与年的照片和书信往来。他指着其中一张泛黄的照片,对记者重点介绍: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6年的北京,时任辽宁省检察厅副厅长梁明德同志(曾用名项与年)受解放军总参谋长李克农同志所托,邀请莫雄上京参加国庆典礼庆祝活动。父亲欣然前往,典礼结束便有了这张他与项叔叔的合影。”莫栋梁说。

一枪不发,助红军过境
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红军曾在行进中多次遭受国民党的围追堵截。1935年莫雄受命从江西调往贵州,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贵州毕节当“剿共”保安司令及行政督察专员。
他将其江西原班人马一起调至贵州,以“剿共”之名,行掩护之实。除了掩护大批红军伤病员安全转移外,莫雄还尽其所能地放行——1936年初,红军二、六军团向黔西、大定(现称大方)、毕节方向转移,他命令所部撤退至城外十多里的山沟,让红军毫发无伤地通过毕节城。

《严办莫雄》——贵州评论
蒋介石获知此事,勃然大怒。他命人将莫雄扣押起来,并以“通共”罪将其关押在南京军法处,贵州当地的反动舆论也上下鼓噪。莫栋梁后来发现了一份民国二十五年的《贵州评论》(第15期),上面赫然写着“严办莫雄”几个大字。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他将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和一些莫雄的历史照片,一同增补进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的《莫雄回忆录》里。

国民党《中央日报》对究办莫雄的报道
1936年那一次被蒋介石投入狱中,莫雄被关押了整整150天,后经保释出狱。
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日的崭新局面。为平息南雄匪患风波,莫雄又获国民党政府任用赴广东北江地区,任南雄县县长。在此任上,莫雄应中共 党组织要求,设法释放了国民党余汉谋“剿共”部队在湘、粤、赣边区抓捕并羁押在南雄的共 产 党员和红军战士两三百人。
从“莫大哥”到“党的老朋友、老同志”
莫雄在粤北一带素有名望,人们尊称他为“莫大哥”。1938年10月22日凌晨,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为维持粤北抗日后方的稳定局面,莫雄出任第四战区北江挺进纵队(简称“北挺”)司令。
莫雄任职后,他迅速与中共北江特委达成了合作抗日的约定。
“1940年初,北江特委组织了40多位党员和进步青年,通过各种渠道来到‘北挺’(几年来,先后派到莫雄部队和在那里发展的党员达100多人),并建立起党的特别支部……”莫雄当时的战友朱小仲,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科协副主席,他在回忆文章《有这样一位难能可贵的老朋友——回忆莫雄将军在抗战期间与我党团结合作的事迹》中提及了这一段经历。
包括朱小仲在内,饶华、邝达、黄桐华、何俊才、林名勋等多位中共 党员,当时都曾潜伏在莫雄部队。

朱小仲
后“北挺”改为“北江挺进队干部训练所”(简称“干训所”)。从行事作风观察中,莫雄察觉到黄桐华等人很有可能是共 产 党人,仍放心地将训练所的组织大权交给了他们,由其物色对象、组织训练。后来部队改编,莫雄任司令,黄桐华还担任过他的副司令。
在莫雄部工作的这些中共 党员,在思想上帮助官兵认清形势,坚定抗日信心;在工作中帮助莫雄整顿部队,提高威信,扩大社会影响。党组织又通过莫雄的关系,营救被捕的党员,筹措活动经费等,为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创造了条件。在日军投降后,莫雄司令部的大部分人员都跟随黄桐华、何俊才等上了山,树起共 产 党的旗帜。
1949年广州即将解放之际,莫雄因“通共”嫌疑遭国民党追杀,被迫只身逃往香港躲避。10月,广州解放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一再打听莫雄的下落,得知他寄居香港时,立即派人持自己的亲笔信前往邀请其回粤。

莫雄回粤后,被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协助中共肃清北江地区的反动武装及匪患,为稳定粤北的社会治安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条件。此后,莫雄还历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第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在莫雄参政议政的生涯中,他多次被中共领导人亲切地称为“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在自述中动情地说:“没有什么比‘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这一称呼更令我感到光荣与骄傲了。”

他们都曾以实际行动襄助革命
曾庆榴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羊城晚报: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莫雄,他对中国共 产 党的帮助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曾庆榴:莫雄对革命做了很多有益工作,是广东一位著名的地方实力派人士,长期站在反蒋战线上。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后,汪精卫、蒋介石掌握广东政权。莫雄当时是粤军将领,蒋以查办“廖案”、整肃“不轨”军队为名,大肆排斥和打击异己。
粤军不少将领都遭排斥打击,莫雄的军队被缴械、被收编,这是他走上反蒋之路的开始。可以说,国民革命阵营里的反蒋派,是蒋介石自己制造出来的,是他搞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结果。
当然这也是莫雄一步步追求进步、与共 产 党合作的基础。红军时期,莫雄冒很大风险给红军送情报,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站在同情、支持革命一边。全面抗战爆发后,经过共 产 党员古大存做工作,莫雄还释放了一批关在南雄狱中的“政治犯”,以实际行动襄助革命事业。
广东省委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时,莫雄是很重要的一个对象。此外,第十九路军抗日爱国将领张炎、曾担任第七战区第四挺进纵队司令官的伍观淇、成立第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的陈汝棠等党外人士,都跟共 产 党有过合作。

羊城晚报:由您主编的《中国共 产 党广东历史(第一卷)》,为何会专门介绍抗战时期我党对莫雄等党外人士进行的统战工作?
曾庆榴:著名的党史学者胡绳认为,当时在国民党、共 产 党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势力”,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关键原因是共 产 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这令我们很受启发,感到党史研究不应孤立地进行,而应重视和加强对“中间势力”如何转变的研究。
因此,我们注意收集像莫雄、伍观淇、张炎、陈汝棠这样当时的进步人士的信息,还有更早期的邓演达、李济深以及稍后的司徒美堂等人的情况,努力将他们与党的联系、受党召唤的过程梳理清楚,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作出恰当的评述。
羊城晚报:对以莫雄为代表的曾有助于我党的党外人士的研究梳理对党史研究、党史教育有什么意义?
曾庆榴:中国共 产 党的历史活动不是孤立的,共 产 党是生存、活动在人民群众中间,要了解党的历程,必须把周边的情况弄清楚。现在还有许多研究的空间,比如谭平山,这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但我们现在对他的了解还是不太全面。
羊城晚报:广东的民主人士、党外进步势力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共 产 党组织建设及革命胜利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曾庆榴:作用很大。莫雄在各个时期为党所做的工作已经比较明晰,另如陈汝棠,他是我们党的真正的朋友。陈汝棠本来是一个医生,他成立了“第四路军军医处看护干部训练班”(简称护干班),接纳了中共广东省委派出的一批党员骨干。在陈汝棠的带动下,护干班学员深入战区,救死扶伤,积极投身抗日战争。
像陈汝棠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而是有一大批,他们都对党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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