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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那时才十多岁，看到居委会干部在墙上刷出了大幅标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久，里弄里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生产组，也就是加工组和小车间。我们恒茂里的三条弄堂里就有玩具组、电子组、五金组和羊毛衫组。生产组的工作场所一般都在底楼客堂间或厢房，员工全部是闲散在家的年轻主妇。每个组大约十来个人，二十多人算是大组了。
我经常看到工厂里的老师傅踏着黄鱼车送加工的原材料和零配件上门。他们还指导阿姨们工作，活儿大都是手工操作，技术难度不大。过了一段时间，师傅们再上门验货收货。阿姨们从灶台上解放出来，由小家庭走向大社会。她们热情高涨，工作踏实，团结友爱，眼界和境界都有所提升。
我听邻居阿姨说，她们每天有七毛到九毛工资，一个月也有二十元上下了。这在上世纪50年代是两个人的生活费哩。所以，阿姨们的经济地位、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提高了。
为了更好地解决阿姨们的后顾之忧，街道和居委会还成立了托儿所、幼儿园和大食堂。这些配套措施让生产组更上了一个台阶。后来我看资料说，当年上海有三万多家里弄生产组，有八十多万妇女员工。
我怎么也没想到，十几年后，我也成了生产组中的一员。
1968年年底，全国上山下乡一片红，中学毕业的学生都要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但上海的政策没有“一刀切”，凡是独生子女、残疾的或有慢性病的都可以留在上海，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两个新名词叫“留城知青”“待业青年”。我就是其中之一。
谁知到了1973年冬，街道传达了市里的一纸公文，安排全体“待业知青”进生产组工作。生产组是大跃进时期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产物，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都不高。尽管我们这些难兄难妹都志高而气傲，青涩而轻狂，心有不甘，但左思右想，犹豫徘徊，最终也不得不走上这条窄窄的“讨生活”之路。我和几个小青年被安排进了本弄堂的皮包加工组，每天踩缝纫机，制作出口外国的皮包。一天的工资也就七毛钱，还要上早班中班。有时出门上班遇见邻居熟人，真有点“破帽遮颜过弄堂”的尴尬！我们也自讽自嘲：“七角、八角，胸怀世界各国。”“工资十八，年龄二十八，什么时候做阿爸？”
生产组的两位组长阿姨很器重我这位高中生，派我去延安皮包厂学机修和电工。半年后，我学成归来成了“小师傅”。就在这时，里委干部推荐我去中学当代课老师。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做老师是我的夙愿，机不可失；担心的是组长阿姨不放我去。没想到阿姨们都很体谅我，说：“小俞，你年纪还轻，做老师更有前途……”我听了非常感动！阿姨们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心地纯良，善解人意，为我大开绿灯。正因为如此，我去代课后还经常利用下班或周日去生产组义务加班。(俞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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