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厨爹 | 2021-09-29 2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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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的这句话，为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的处世观奠定了基础：水无常势，水无常形，滋养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 文人从中总结出了大学、中庸。 将军从中总结出了以正合、以奇胜。 政客从中总结出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而中国的厨子们则以水为脉络，发明了退可守陋室本味，进可观江湖烟火的火锅。  印度有咖喱锅、瑞士有芝士锅、美国有冰淇淋锅，中国火锅与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并非独立的餐品，而是中国饮食派系与文化最深刻的见证者。    虽然陶器的发明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但英语china本身，已经说明了中国人在制器方面高超的技艺。众所周知，陶很难经受住火焰的长期烘烤，开裂、爆碎，是工艺不达标时代大部分陶器最终的归宿，所以西方的陶器多半是以工艺品、收纳工具和餐具的形式诞生。 但中国的陶器，却在诞生之初就有着异乎寻常的品质，耐高温、不易碎，它客观上推动了煮食的发展，也从事实上促成了火锅的诞生。  最晚到了两晋，铜制的火锅已经开始流行于士绅阶层。相比陶器，铜锅的导热性能更佳，也更不易破裂，当然，金属良好的延展性也让它有可能做出更漂亮的器形。同时，有赖于汉代开始的煤炭应用技术的进步，强而持续的火力也让当时火锅无限接近于现代的模样。  牺牲一部分的资源，来换取更好吃的味道，火锅，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以烹饪技法的调整，而不是调味品的施放，来进行食物的加工。  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里，饶有趣味地记载了去武夷山旅行的时候逮到了兔子，约上三五好友，架上风炉，把兔肉切成薄片，在大雪天里边涮沸汤，边蘸着酒、酱、椒、桂做成的调味汁吃。吃得高兴，还给这种吃法起了个名字”拨霞供”。所谓“拨霞”，指的是半生熟的肉片，颜色宛如云霞，瑰丽多变。后来涮羊肉的调性，恐怕已经由此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这还是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火锅的蘸料。     这些“火锅”，都诞生于元明清三代，它们是各地食材的锅上荟萃，也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对于美味的不同理解。当然，狭义上的火锅，却有两条严格的规定——只能煮生片、必须有蘸料。 符合这个要求的只有三种：大北京地区的涮锅、川渝地区的老火锅和广东地区的打边炉。   士兵们用钢盔煮水烫肉，行军打仗分秒必争，为求速熟，用随身携带的军刀把牛羊肉切成薄片，完了也不求调味，用随身携带的油盐蘸了就吃。到了努尔哈赤时代，涮锅已经是满人中很流行的食物了，再后来又随着多尔衮部的进关而被带到北京，成为宫廷的时尚。并和酸梅汤、炸酱面、豌豆黄这些北京小吃一样，从宫廷传到民间。    虽然辣椒在明以后才传入中国，但花椒和豆豉却一直有，前者提供刺激的香气，后者提供咸鲜的味道。这两种东西，再加入其他少量干制的香草，用牛油炒香后，就是“底料”；再倒入整罐的排骨汤，就是“底汤”，而这也是老火锅最灵魂的部分。      蘸料的也不会输了场子，豉汁、香油、醋、鱼露、虾油、腐乳汁、韭菜花酱、沙茶酱，自由搭配组合，这是中餐所提倡的百菜百味，一菜一格的生动体现。 与文人同吃能吃到风雅，与家人同吃能吃到温暖，与商人同吃能吃到契机，与酒肉朋友同吃还能吃到热闹。 它是中国人餐饮社交最忠实的载体，也是中国人民以食为天最诚恳的映射。 对中国人来说，生活不止有诗和远方，还有火锅和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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