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en | 2020-11-06 1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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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风平浪静》讲述的故事横跨十余年，讲述了品学兼优的高中生宋浩，高考保送名额被好朋友李唐（市长之子）顶替，自己与父亲也卷入了一场凶杀案中。 为了逃避罪孽，他放弃前程远离家庭，从天之骄子变为一个普通工人。因母亲葬礼，十余年后他返回故乡，遇到了点亮他生命的潘晓霜，并开始了新生活。 但昔日好友与敬重的父亲都不再是从前的样貌，过去的罪孽与当下人心与利益的纠缠却让他无可避免地深陷泥潭。 看完电影，恐怕感受都是：这不是一部让人能获得平静的电影。 哪怕它的摄影与音乐再冷静舒缓，演员的表演再细微节制，蓝色为主调的画面看上去再宁静豁达，角色和观众却都无法逃出的电影中的低气压漩涡。 罪孽、救赎是本片的关键词。 但罪孽可否被救赎？ 在现实的强压之下，一个普通人，又如何获得内心的风平浪静？ 是本片向观众提出的问题。  由此看来，《风平浪静》中的“风不平浪不静”其实在两个层面共振。 首先，生活就是大海，金钱与权力刮起的血雨腥风让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在此环境下，实力抵不过势力，一切都可以为后者低头，一切也可以被后者抹煞。 章宇饰演的宋浩凭借自身根本无法挣脱这样的环境，不幸的是，他越靠近故土，反而越驶向漩涡的中心。 从一开始高考保送的名额被顶替，他就成了被权力侮辱与损毁的对象。 邓恩熙所饰演的叛逆少女也是如此。她因为人一瞬间的恶意而失去家人，成为孤儿；又因想守住自己的家，当钉子户“挡人财路”而被谋杀。   《风平浪静》通过这些人物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方位被钱与权侵蚀的社会。 教书育人的学校，是钱权可以收买的地方。 作为避风港的家庭，是钱权可以挑拨出缝隙的地方。 而本应为社会健康运转服务的官方机构，内部也出现了腐化与溃烂。 钱与权合谋，人性的恶也不断滋生。 杀掉一个“挡路”的少女，正如推倒一栋破楼一样理所应当。陷害一个“戴罪之人”，就更不需要什么犹豫，这种没有价值的人，就最有“利用价值”。 “钉子户被杀”、“官商合谋”、“富人作案找人顶包”、“高考保送名额被抢”这些具体的、充斥着底层血泪的事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风平浪静》将其放入片中，自然不仅是想把它们作为一个个情节点那么简单。 导演李霄峰就曾透露，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对这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做一个反映。 在他看来，这些事情不一定消极，它们的存在就是这个时代的样貌的一隅。 当然，李导演说的含蓄，我们从电影里却可以看到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弊病，也能清晰且强烈地感受由这些弊病所带来的愤懑与悲戚。 尽管本片尚未如杨德昌一般，以手术刀的精密来剖析社会问题，为城市画像。 但这些“事件”与“悲剧”的存在也反映了创作者的责任感，或许勇于感受，敢于呈现，也许会成为进一步思考的武器。  《风平浪静》的野心也不止于对社会做一次颇为灰暗的素写，人物内心的波澜同样受到关注。 其中，最有亮点的人物就是章宇饰演的宋浩，一个少年时代被他人抢走保送名额，并误伤他人背负罪孽的“背锅侠”。 与我们所习惯的“很倒霉但能折腾”的犯罪片男主不同，章宇的角色相当静态。 他并不试图突破宿命或大环境的网罗，而是相当隐忍地承受，并且抗拒转机的来临。 这样一个人物，在影片中大部分的行动都不是出于自身的欲望或目标，而是被迫或无意达成。 出走是因为被顶替与误伤，多年后返回家中是因为母亲葬礼，与李唐合作也是因为被要挟，哪怕是爱情的幸福，也是宋佳饰演的潘晓霜以相当低自尊的主动给他“送上门”的。 这种“被动”看上去非常憋屈无能，但并不是因为人物的贫瘠与弱小，而是出于一种更为道德化与智性的罪孽感。 影片中，宋浩离家出走后一直在建筑工厂从事体力劳动。而在宋浩接到母亲去世的电话决定回家后，一块大石头轰然落地。 这一个镜头或许就能解释宋浩的人物状态。 误杀他人的罪孽就如悬在心上的巨石，也是他所背负的十字架，而他一直在等待它落地，或许也未曾期待它落地。  少年的他因觉得自己有罪，就惩罚自己离开家庭；多年返回家乡因觉得自己有罪，便对自己误杀之人的女儿邓恩熙关照有加；因觉得自己有罪，便不愿接受来自潘晓霜的爱情。 这种以肉身苦难作为磨砺（离家从事“低等的”体力劳动），以禁欲作为自我保护机制（拒绝爱情），以默默付出作为赎罪（关照孤女）体现了宋浩的善良与自我训诫的德性，同时也在这种压抑与“拧巴”的人物气质中，透露了人物精神世界所涌动的张力。  有趣的是，他周遭的人物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首先是女性角色。宋佳饰演的潘晓霜，忘我又清醒，她与章宇在收费站一起喝着酸奶的场面或许浪漫过大部分爱情电影里的甜蜜拥吻。 邓恩熙饰演的孤女，早熟又倔强，也在声控灯的一明一暗中，也能与章宇形成势均力敌的精妙。  由李鸿其饰演的好友李唐，则更加外放，一身小丑般的紫红西装，癫狂之下却是捉摸不透。像极了《老手》中的刘亚仁所饰演的纨绔富.二代。王砚辉所饰演的父亲，不怒自威，控制欲与贪欲把整个家庭都摧毁。 《风平浪静》自然不是横空出世的，它与中国大陆的犯罪片创作也形成了对话。 它内向的救赎主题，会让我们想起几年前也曾在上影节大放异彩的《烈日灼心》。  它映射时代社会的野心，则让我们想起了直白说出“会过去，会忘记”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那么当观众们在看犯罪片的时候，想看的是什么？当创作者选择拍一部犯罪片的时候，想表达的是什么？ 显然，这两个问题太过宽泛，犯罪片作为一个大类型，内部有多种风格样式。 观众显然也不能被简单划定成铁板一块。 但犯罪片作为一个古老的电影的类型，除了固有的娱乐性外，优秀的犯罪片确实还沟通着观众对罪与恶的欲望，揣测着人性的幽微，同时发挥着以严肃态度指涉、批判现实的功能。 再聚焦到大陆影坛，那些备受肯定的犯罪片，大多都是如此，它们有着作者表达的追求，也有着商业上的企图。 因此，它们在类型片体系中并不能成为一个漂亮工整的娱乐样本。 在艺术片体系中又有些瞻前顾后，顾此失彼。那我们又该如何考察这些电影？ 宏大叙事的野心若不能把控得当，或许会沦为干瘪无趣的社会符号或是用来挑拨观众情绪的廉价情节点。 尽管《风平浪静》有着情节赶场、逻辑不畅的问题，从而带来了堆砌事件的嫌疑。 但好在它通过了一个相对有品质的视听表现与别致的人物为我们带来了大陆犯罪片中不太常见的“负罪”的体验。 它的人物不再徘徊或爆裂，也不是每时每刻接受烈日炙烤般紧张。 而是在风浪之中摇晃，高高低低，或被席卷或漂浮，却始终存留着水手般的坚强与忍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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