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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夏》最大赢家五条人的背后,是理想与现实的错位[1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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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夏》最大赢家五条人的背后,是理想与现实的错位[1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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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n
2020-10-10 13:47
在《乐夏2》里,五条人前后一共经历了四次淘汰、四次复活。
每次淘汰或复活,五条人都会频频光临热搜。
有网友对此做出调侃,说五条人的乐迷不是去“捞人”,就是在去“捞人”的路上。
“捞五条人”在冥冥之中,似乎成了节目组屡试不爽的一个梗。
而“乐队的夏天”,也因此变成了“捞五条人的夏天”。
很多人看在眼里、愁在心里,觉得此举其实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变相消费,与其让他们进军决赛,倒不如让他们潇洒离开。
毕竟,作为一支野生乐队,五条人本身所流露出的乡土气质,与《乐夏》所追求的潮流、先锋并不匹配。
作为一档音乐综艺,《乐夏》大多数时候,都对充满现代感的实验音乐充满了包容。
只不过,这种包容一般建立在节目组所提倡的娱乐守则上。
然而,
从海丰县城出来的五条人,与《乐夏》所提倡的音乐理念却刚好完全相反——他们既不先锋,又充满了反骨
。
五条人身上,带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气息,有点“土到掉渣”。
表演过程中,他们临时改歌,将原本要演唱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换成了海丰方言演唱的《道山靓仔》,把节目组弄得措手不及。
不受控制,就等于挑衅权威。
而作为《乐夏》的“话事人”,马东绝不可能坐视不理,任他们胡来。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五条人被淘汰,其实也属必然。
诚如马东所言,五条人把《乐队的夏天》这个“正经地方”,变成了一个又土又痞的九十年代县城歌舞厅。
不过,对《乐夏2》来说,五条人的存在,整体还是利大于弊的。
正因有了他们,才使得《乐夏2》多了很多流量、很多戏剧性、很多不确定性。
他们表现出的随性洒脱,让很多观众过目难忘:表演时的花衬衫、人字拖;录制节目时,怎么舒服怎么来,直接躺在沙发上打瞌睡……
这种未经驯化的举止做派,让他们轻而易举地脱颖而出,在无形当中,契合了观众对独立艺术家所做出的想象。
与此同时,他们带来的音乐,也给很多人带来了陌生的新鲜感与亲切感,让乐迷们猛然发现,原来方言音乐还可以这么泼辣、这么生动!
五条人,并非有五个人,而是由两位核心成员(目前固定成员4人)构成——出生于1986年的仁科和出生于1981年的茂涛。
仁科,自封“农村拓哉”、“郭富县城”,能够用散装英语,把大张伟逗到原地转圈。
茂涛,人称“阿茂”,带上墨镜就是“海丰谢贤”,属于人狠话不多的类型。
“五条人”这个乐队名,取名于杜可风导演的《三条人》。
那些年,他们在广州卖碟,接触了很多盗版电影,因为两人都很喜欢《三条人》,所以就决定用它来给乐队命名。
尽管五条人屡次惨遭淘汰,但他们却意外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乐夏金句王”。
无论台前幕后,他们都自带话题,贡献了不少梗料。
比如,演出改歌之后,面对生无可恋的跟拍导演,仁科一把揽住对方,语重心长地安慰:“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记者采访:“你什么时候感受到自己火了?”
答:“此时此刻。”
五条人的logo,是一个飘扬的红色塑料袋,而仁科也用“塑料味”的乐队来形容自己的音乐。
谈起五条人的音乐理念,他更是毫不含糊,狂飙金句——
“塑料对于我们来说,是另一种赤裸裸的真实。”
“我们宁愿土到掉渣,也绝不俗不可耐。”
“音乐从来不是我的梦想,而是我的生活。”
舞台上,周迅问仁科,“你们会打架吗?”
没想到,散发着江湖气息的仁科,竟然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知识分子,不打架的。
话音一落,现场哗然。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插科打诨的玩笑话看待。
直到事后仔细深究,才发现仁科说的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
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趁热追击对五条人展开了专访。
专访中的他们,散发出了浓烈的“知识分子”气息。
他们列举出的导演,达到了一定的迷影水平:从王家卫、贾樟柯到森田芳光、李沧东、阿莫多瓦、伍迪·艾伦等等。
就连一些比较小众的电影,也出现在了他们的片单当中:《盛夏》、《水牛城66》、《阿玛柯德》、《热天午后》、《失魂家族》、《死囚越狱》……
喜欢电影的他们,常常透过影像,来获取灵感。
侯孝贤在电影《童年往事》里,刻画了男主少年时的顽劣,而阿茂则由此出发,创作出了一首同名歌曲,用歌词记录了他放浪形骸的童年时光。
贾樟柯在电影《天注定》里,塑造出了一个游走各地、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杀手(王宝强 饰),根据这个角色,五条人创作出了《热带》这首歌。
“有了经验之后他开始杀人不眨眼,再捅死一个去银行取钱的人,抢了钱之后买了一辆摩托,现在的刘德龙不再是个正常人”。
正因如此,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五条人的民谣,就如同是一部音乐化的乡土电影”
。
《天注定》
仔细想来,五条人和贾樟柯之间,其实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
他们创作出的作品,都立足当下,以小镇青年为主体,透露出了真实接地气的市井气息。
贾樟柯离开汾阳之后,用电影讲述家乡汾阳的故事;五条人离开海丰之后,用音乐讲述家乡海丰的故事。
他们记录下的人和事,时而鲜活,时而莽撞,时而困窘,时而豁达……
类似的生活经验,赋予了他们对小镇生活、对小镇青年更加感同身受的人文关怀。
纪录片《踏歌行》
2003年,在海丰的原创音乐会上,仁科结识了阿茂。
8个月后,仁科离开海丰,到广州石牌村投奔了阿茂。
两人自此在广州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走鬼(流动小贩)生涯——一个卖盗版书,一个卖盗版碟。
他们住在一套简陋的毛坯房里,屋里有几把破吉他,时不时会拿出来摆弄一下。
仁科和阿茂在广州石牌村住所,墙上是仁科的画。(摄影:云胜)
2007年,为了筹备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广州开始严打。
两人干脆结束东躲西藏的走鬼生涯,开始正儿八经地写歌、录歌。
两年后,他们推出了首张专辑——《县城记》。
在《县城记》的封面上,他们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只用这一句话,他们便为自己标记上了独树一帜的乡土特色。
这张专辑,让他们拿下了华语传媒音乐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2009年度致敬音乐大奖等奖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何平曾如此评价他们:“(五条人)可以算是中国最好的现实主义文学乐队。”
五条人创作的作品,大多以日常为底色,描写生活中的所见所闻。
歌中充斥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有抄电表的、有换港纸的(通过换港币倒差价挣钱),有瞎眼老伯,也有酒鬼猪哥伯……
在讲述这些人、这些事的过程中,五条人既不对他们做道德审判,也不为他们打鸡血鼓劲,只是用方言掺着几许人情味,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且妙趣横生的社会风情画。
他们将小人物的愿望放到歌曲里吟唱,见证了家乡乃至整个时代的变迁——“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
他们说:“我们将县城吞进胃里,消化成歌,那不是乡愁,而是历史。”
像《烂尾楼》、《县城记》、《倒港纸》、《李阿伯》、《彭啊湃》这些作品,都具有一定记录时代的意义。
时代滚滚向前,快节奏、现代化的生活压得很多人喘不过气,到处都是社畜和996。
与过去相比,尽管生活便利了、物质充裕了,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变得疏远了很多。
于是,五条人便帮当代都市人做了个旧时的梦,这梦境未必美好,但却让人充满怀想。
如果往前推十年,他们未必能像现在这么火。
因为隔得足够长远,所以他们歌中所标注的生活风貌,才格外地打动人心。
“全网捞五条人”,既是一次全网狂欢,也是一种离经叛道的集体行为艺术,更是一幅因现实与理想错位而引发的怀旧图谱。
坦白说,五条人创作的音乐,其实并不符合大众的审美倾向。
它们太各色、太平淡、太市井,甚至还夹带着一丝不值一提的“土”。
他们只想用音乐告诉世人:“那平淡如水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而火热,但它实实在在的就在那里,值得你揣着的那把锥子脱颖而出。别想太多啦,问题出现再说吧。”
人们在审美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去追求一些大开大合、情感丰盛的音乐作品,要么感人肺腑,要么悲情伤感,要么激情昂扬。
像五条人创作的这种极富日常情趣的音乐作品,反而极易被人们所忽略。
从这个角度来看,五条人能够成功出圈,的确还是让人挺意外的。
毕竟,现如今能够扎根乡土,一心吟唱乡土人情的乐队,已经越来越少了,而像他们这样能够为公众所接纳的乐队,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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