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en | 2020-10-05 16:01 |
 忧郁 的星期一，🍑飞奔到五环外的顺义区，在安静的野外，拿着爱的号码牌排队采访。宁浩这一天密集安排了6家媒体采访，我们是第四家。 上家采访结束后，他短暂地休息了五分钟。 接下来的黄昏两小时，我们聊了聊 电影和票房、碳基生命和佛学，以及人类和宇宙 。  当然是从 《北京好人》 聊起。 《北京好人》是《我和我的家乡》第一个故事单元。这个不到三十分钟单元讲的事情根据宁浩本身经历过的而改编，切中农村医保的命题。  这个小剧本拍了二十多天，当时正是北京新发地市场引发的第二波疫情凶猛的时期，原本计划的医院实地取景被迫改成棚内拍摄，甚至很多演员和工作人员被隔离起来了。本着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的精神，宁浩硬着头皮拍完了，像小学生在暑假结束的前一晚上拼命赶作业。 宁浩并不回避这五个集锦短片是被委派的“任务”，多看两眼就能总结出五个题目是啥。但这不是《北京好人》没有“疯狂”气质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葛优。 葛优是“张北京”的第一人选，宁浩说他身上有一种 “迷人的不努力的气质” ，哪怕瘫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也能让人盯着看一天。搁谁把镜头往葛大爷身上一怼，都“疯狂”不起来、飞不起来，是吧？  葛大爷始终是你大爷 宁浩+葛优的喜剧，笑是笑得出来，可能稍微old school一点的影迷都看不太习惯。从《北京你好》到《北京好人》，看习惯了，就想要更多，宁浩也说有机会就拍一个 “我的前半生之张北京” 。 宁浩作为总导演，又是其中一个单元的导演，比较难的一点就是调和五个单元之间的个性，求同存异。就“存异”而言，岳敏君的油画算得上仅次于公路元素的宁浩专享防伪标识。  岳敏君说：“笑的时候，人是最空洞的。” 这已经不是宁浩第一次cue到岳敏君的“傻笑人”，在《无人区》的酒瓶子上，在《黄金大劫案》的特别海报上，都是傻笑人突兀而空洞的嘴巴。 宁浩说岳敏君的画给人感觉就很像他的电影，说不出来，“感受它，不要去理解它”。  《无人区》限定白酒 岳敏君的油画是中国波普艺术冲向全世界的一面重要旗帜，你看他的画都很热烈、很饱满，但用的是冷色调。傻笑人都笑得夸张，笑得荒唐，但又隐隐透着一股不安的情绪。 当我们问到这次《北京好人》特写了岳敏君的画有什么用意时，宁浩笑着摆摆手说， 没啥，拍着玩儿 。 岳敏君的弟弟岳小军是宁浩的黄金编剧，所以宁浩和岳敏君是老熟人了，岳还送过一幅小画给宁浩。  《黄金大劫案》那会儿，岳敏君和宁浩 有人曾经评价说：“艺术已经够悲剧了，岳敏君为何还在傻笑？” 电影已经够悲剧的了，宁浩为何还在傻笑？  “玩世现实主义”可以解释宁浩的一切。  如果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那么你就很难相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那么你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如果你是个玩世现实主义者，那么你就不会被这种问题所困扰，那么你可以每天都很乐呵。 岳敏君的一个标签是“玩世现实主义”。宁浩常常强调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工厂宿舍长大，深受工人文化影响，还说 成天装得很酷，其实是害怕受到伤害 。  宁浩的父亲是个工人，原来想让宁浩做生意，但宁浩逃走了。他学了十年的画画，因为他觉得搞艺术比做生意更有超越性。但是因为色弱，考不上美院，就误打误撞地做了电影。 他发现自己就算色弱，给电影调色、调光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直以来，我们谈论宁浩的“疯狂”系列的时候都漏了一部“疯狂的佛像”——《香火》。宁浩说这是他拍得最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一部电影，就是每天睡醒了再想今天拍啥，然后到村里、街上随机拉个临时演员。毕竟这个时候宁浩还没有票房的概念，也没有卷入电影的市场。  《香火》 这部画质粗糙的电影其实想探讨一个 “信仰荒漠” 的问题，宁浩没法在这个艰深的问题上“起飞”。其实他从来也不区分商业片和文艺片，电影就是电影。唯一的问题可能在于有多少钱去拍，钱多有钱多的拍法，钱少有钱少的拍法。 后来，宁浩收到了来自刘德华的300万投资（本来说是500万，讲价讲到了300万），宁浩从山西逃走，在重庆起飞。  我们非常好奇宁浩是如何迅速把握一个城市或者地区的特性，他风轻云淡地说： “不就是取景嘛。” 《疯狂的石头》最重庆的一段大概就是可乐罐从缆车上掉下去砸中另一条故事线，非常立体。 宁浩看起来很“疯狂”、很“飞”，但对于他来说，拍电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 “杀掉别人两个小时的时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 他说也想回山西再拍一次电影，但这是一个又复杂又现实的问题。 他说他想和宋康昊合作一回，因为宋康昊长得很有电影感。  他说电影感就是非用电影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可以是一件事情、一种情绪、一个人。 他说在日程上的下一部电影讲的是 代孕 ，可能在洛杉矶拍。他曾在那个地方待过一阵子，有一回他问一个朋友去干嘛，朋友回答说“去取孩子”。这部电影可能不给出什么确凿的答案，可能只给公众抛出一个疑问句。 宁浩还是希望拍出来的电影能给大家、给社会留下一点东西，比如由他担任监制的《我不是药神》让大家关注到了白血病患者，推动了抗癌药格列卫纳入医保范围。 “现在每个人都有落伍焦虑，每个人都在拼命往一条赛道挤，没完没了地竞争。我原来不做生意而做电影就是为了避开这些竞争，没想到最后还是被迫卷进了赛道。”  《无人区》 这条“赛道”非常无趣，因为只有票房这个单一的指标。票房奇迹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当所有人谈到电影只晓得以票房论成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 讲到票房的时候，宁浩显得有些厌烦，就像高三学生好不容易逼近高考之前的那么几天，无比漫长而沉闷。 宇宙都有尽头，票房没有尽头。  钱，资本世界的拳头。票房，电影世界的诅咒。 2009年，宁浩说：“对中国电影来说最紧急的事情就是培育市场。” 2014年，宁浩非常迫切地、兴致勃勃地要建立一个成熟的中国电影市场。 但其实有一个问题被跳过了： 什么是电影市场呢？  2019年猫眼数据 现在看来，电影市场更像是营造出一种牵扯到电影人、资方、观众以及其他等等全社会所有人的 紧张关系 。“我们都经历过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人都像动物”，但那是人与物之间神经质的关系，现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问到宁浩理想中的电影生态是怎样的。中国电影人比较紧缺的是什么，合理的创作自由？充足的创作资源？清晰的创作理念？  《无人区》 宁浩说， 希望先有一个专业的评论机制 。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好莱坞的奥斯卡就是专业评论的结果，这个机制是推动电影良性发展进步的。我们这个赛道上需要一些别的东西，只要有一点别的东西，就会多元化，就会有趣。 接着，我们聊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过去识字率不高的时候，文艺非常繁荣，比如唐朝有2873个记录在案的诗人，再比如清朝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现在文盲基本被消灭了，搞文艺反而没那么稀罕了。再举一个例子，在八九十年代，图片摄影是一门艺术，现在所有人都会举起手机拍照，摄影就似乎没那么稀罕了。 大胆猜想一下，识字率也许跟文艺创作没有直接联系，某种程上，还有反向关系。  这也许是某种 “神秘的艺术能量守恒定律” ，就像他相信有外星人，相信佛学是一个科学的系统。这些都是他私人的认知规律。 宁浩会担心自己因为这个神秘的定律而创作力衰退吗？答案是， 不存在的 。 宁浩今年43岁，距离彻底躺平还远得很。他想过把阿瑟·克拉克的《与罗摩相会》影视化，可惜版权早就卖了，也想过把刘慈欣的《乡村教师》用别的角度再拍一遍，一鱼多吃。  《疯狂的外星人》其实想讲文化冲突的问题 “我是一个俗气的人” ，不会讲大道理，通俗必然就会消解掉其中的严肃性。比起唾沫星子满天飞舞的大批判，宁浩更在乎能不能让大众看得明白、看得愉快。 一般来说，荒诞重在批判，比如加缪写《局外人》，读来沉重、三观崩裂。但是宁浩的荒诞重在娱乐，看完挺乐呵。 宁浩电影里的荒诞性之一就是那些“东西”，《香火》的佛像、《绿草地》的乒乓球、《疯狂的石头》的玉石、《无人区》的红色轿车等等，全都是死物，却把几个大活人耍得团团转，这么一想，笑着笑着就哭了。宁浩说，这不就是我们本身嘛，你看现实中我们谁逃得过被房子、车子、票子耍得团团转。  人，到底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社会财产的总和，我们一起陷入了沉思。 宁浩口口声声不要做生意，但老是带着一条大金链子，他说这是一种反讽——好比他小腿上纹着两个字，“戒酒”。 聊到这里已经天黑，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宁浩把我们送到门口。他接下来还有两家采访，估计要到晚上十点。  野外的蚊子特别凶猛，我们一边跺脚一边等车。 “他好像还挺喜欢桃厂的抱枕。” “是啊，说可以用来当枕头。” “他看起来确实需要好好睡一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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