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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n 2020-10-05 16:01


忧郁 的星期一,🍑飞奔到五环外的顺义区,在安静的野外,拿着爱的号码牌排队采访。宁浩这一天密集安排了6家媒体采访,我们是第四家。
上家采访结束后,他短暂地休息了五分钟。 接下来的黄昏两小时,我们聊了聊 电影和票房、碳基生命和佛学,以及人类和宇宙 。

当然是从 《北京好人》 聊起。
《北京好人》是《我和我的家乡》第一个故事单元。这个不到三十分钟单元讲的事情根据宁浩本身经历过的而改编,切中农村医保的命题。

这个小剧本拍了二十多天,当时正是北京新发地市场引发的第二波疫情凶猛的时期,原本计划的医院实地取景被迫改成棚内拍摄,甚至很多演员和工作人员被隔离起来了。本着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的精神,宁浩硬着头皮拍完了,像小学生在暑假结束的前一晚上拼命赶作业。
宁浩并不回避这五个集锦短片是被委派的“任务”,多看两眼就能总结出五个题目是啥。但这不是《北京好人》没有“疯狂”气质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葛优。
葛优是“张北京”的第一人选,宁浩说他身上有一种 “迷人的不努力的气质” ,哪怕瘫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也能让人盯着看一天。搁谁把镜头往葛大爷身上一怼,都“疯狂”不起来、飞不起来,是吧?

葛大爷始终是你大爷
宁浩+葛优的喜剧,笑是笑得出来,可能稍微old school一点的影迷都看不太习惯。从《北京你好》到《北京好人》,看习惯了,就想要更多,宁浩也说有机会就拍一个 “我的前半生之张北京” 。
宁浩作为总导演,又是其中一个单元的导演,比较难的一点就是调和五个单元之间的个性,求同存异。就“存异”而言,岳敏君的油画算得上仅次于公路元素的宁浩专享防伪标识。

岳敏君说:“笑的时候,人是最空洞的。”
这已经不是宁浩第一次cue到岳敏君的“傻笑人”,在《无人区》的酒瓶子上,在《黄金大劫案》的特别海报上,都是傻笑人突兀而空洞的嘴巴。 宁浩说岳敏君的画给人感觉就很像他的电影,说不出来,“感受它,不要去理解它”。

《无人区》限定白酒
岳敏君的油画是中国波普艺术冲向全世界的一面重要旗帜,你看他的画都很热烈、很饱满,但用的是冷色调。傻笑人都笑得夸张,笑得荒唐,但又隐隐透着一股不安的情绪。
当我们问到这次《北京好人》特写了岳敏君的画有什么用意时,宁浩笑着摆摆手说, 没啥,拍着玩儿 。
岳敏君的弟弟岳小军是宁浩的黄金编剧,所以宁浩和岳敏君是老熟人了,岳还送过一幅小画给宁浩。

《黄金大劫案》那会儿,岳敏君和宁浩
有人曾经评价说:“艺术已经够悲剧了,岳敏君为何还在傻笑?”
电影已经够悲剧的了,宁浩为何还在傻笑?

“玩世现实主义”可以解释宁浩的一切。

如果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那么你就很难相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那么你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如果你是个玩世现实主义者,那么你就不会被这种问题所困扰,那么你可以每天都很乐呵。
岳敏君的一个标签是“玩世现实主义”。宁浩常常强调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工厂宿舍长大,深受工人文化影响,还说 成天装得很酷,其实是害怕受到伤害 。

宁浩的父亲是个工人,原来想让宁浩做生意,但宁浩逃走了。他学了十年的画画,因为他觉得搞艺术比做生意更有超越性。但是因为色弱,考不上美院,就误打误撞地做了电影。 他发现自己就算色弱,给电影调色、调光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直以来,我们谈论宁浩的“疯狂”系列的时候都漏了一部“疯狂的佛像”——《香火》。宁浩说这是他拍得最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一部电影,就是每天睡醒了再想今天拍啥,然后到村里、街上随机拉个临时演员。毕竟这个时候宁浩还没有票房的概念,也没有卷入电影的市场。

《香火》
这部画质粗糙的电影其实想探讨一个 “信仰荒漠” 的问题,宁浩没法在这个艰深的问题上“起飞”。其实他从来也不区分商业片和文艺片,电影就是电影。唯一的问题可能在于有多少钱去拍,钱多有钱多的拍法,钱少有钱少的拍法。
后来,宁浩收到了来自刘德华的300万投资(本来说是500万,讲价讲到了300万),宁浩从山西逃走,在重庆起飞。

我们非常好奇宁浩是如何迅速把握一个城市或者地区的特性,他风轻云淡地说: “不就是取景嘛。” 《疯狂的石头》最重庆的一段大概就是可乐罐从缆车上掉下去砸中另一条故事线,非常立体。
宁浩看起来很“疯狂”、很“飞”,但对于他来说,拍电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 “杀掉别人两个小时的时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
他说也想回山西再拍一次电影,但这是一个又复杂又现实的问题。
他说他想和宋康昊合作一回,因为宋康昊长得很有电影感。

他说电影感就是非用电影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可以是一件事情、一种情绪、一个人。
他说在日程上的下一部电影讲的是 代孕 ,可能在洛杉矶拍。他曾在那个地方待过一阵子,有一回他问一个朋友去干嘛,朋友回答说“去取孩子”。这部电影可能不给出什么确凿的答案,可能只给公众抛出一个疑问句。
宁浩还是希望拍出来的电影能给大家、给社会留下一点东西,比如由他担任监制的《我不是药神》让大家关注到了白血病患者,推动了抗癌药格列卫纳入医保范围。
“现在每个人都有落伍焦虑,每个人都在拼命往一条赛道挤,没完没了地竞争。我原来不做生意而做电影就是为了避开这些竞争,没想到最后还是被迫卷进了赛道。”

《无人区》
这条“赛道”非常无趣,因为只有票房这个单一的指标。票房奇迹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当所有人谈到电影只晓得以票房论成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
讲到票房的时候,宁浩显得有些厌烦,就像高三学生好不容易逼近高考之前的那么几天,无比漫长而沉闷。
宇宙都有尽头,票房没有尽头。

钱,资本世界的拳头。票房,电影世界的诅咒。
2009年,宁浩说:“对中国电影来说最紧急的事情就是培育市场。”
2014年,宁浩非常迫切地、兴致勃勃地要建立一个成熟的中国电影市场。
但其实有一个问题被跳过了: 什么是电影市场呢?

2019年猫眼数据
现在看来,电影市场更像是营造出一种牵扯到电影人、资方、观众以及其他等等全社会所有人的 紧张关系 。“我们都经历过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人都像动物”,但那是人与物之间神经质的关系,现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问到宁浩理想中的电影生态是怎样的。中国电影人比较紧缺的是什么,合理的创作自由?充足的创作资源?清晰的创作理念?

《无人区》
宁浩说, 希望先有一个专业的评论机制 。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好莱坞的奥斯卡就是专业评论的结果,这个机制是推动电影良性发展进步的。我们这个赛道上需要一些别的东西,只要有一点别的东西,就会多元化,就会有趣。
接着,我们聊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过去识字率不高的时候,文艺非常繁荣,比如唐朝有2873个记录在案的诗人,再比如清朝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现在文盲基本被消灭了,搞文艺反而没那么稀罕了。再举一个例子,在八九十年代,图片摄影是一门艺术,现在所有人都会举起手机拍照,摄影就似乎没那么稀罕了。 大胆猜想一下,识字率也许跟文艺创作没有直接联系,某种程上,还有反向关系。

这也许是某种 “神秘的艺术能量守恒定律” ,就像他相信有外星人,相信佛学是一个科学的系统。这些都是他私人的认知规律。
宁浩会担心自己因为这个神秘的定律而创作力衰退吗?答案是, 不存在的 。
宁浩今年43岁,距离彻底躺平还远得很。他想过把阿瑟·克拉克的《与罗摩相会》影视化,可惜版权早就卖了,也想过把刘慈欣的《乡村教师》用别的角度再拍一遍,一鱼多吃。

《疯狂的外星人》其实想讲文化冲突的问题
“我是一个俗气的人” ,不会讲大道理,通俗必然就会消解掉其中的严肃性。比起唾沫星子满天飞舞的大批判,宁浩更在乎能不能让大众看得明白、看得愉快。
一般来说,荒诞重在批判,比如加缪写《局外人》,读来沉重、三观崩裂。但是宁浩的荒诞重在娱乐,看完挺乐呵。
宁浩电影里的荒诞性之一就是那些“东西”,《香火》的佛像、《绿草地》的乒乓球、《疯狂的石头》的玉石、《无人区》的红色轿车等等,全都是死物,却把几个大活人耍得团团转,这么一想,笑着笑着就哭了。宁浩说,这不就是我们本身嘛,你看现实中我们谁逃得过被房子、车子、票子耍得团团转。

人,到底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社会财产的总和,我们一起陷入了沉思。
宁浩口口声声不要做生意,但老是带着一条大金链子,他说这是一种反讽——好比他小腿上纹着两个字,“戒酒”。
聊到这里已经天黑,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宁浩把我们送到门口。他接下来还有两家采访,估计要到晚上十点。

野外的蚊子特别凶猛,我们一边跺脚一边等车。
“他好像还挺喜欢桃厂的抱枕。”
“是啊,说可以用来当枕头。”
“他看起来确实需要好好睡一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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