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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伟忠
早上出门，见小区主干道上停着一辆公兴搬场公司的搬场车，工人师傅正忙着从车上往下搬沙发，乔迁新居的业主“噼噼啪啪”燃起了电子鞭炮……这司空见惯的寻常一幕，不由唤醒了我记忆中的三次搬家经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一房难求。我和妻结婚用房是单位向长宁房管所暂借的大龄青年结婚过渡房，规定租期为两年，逾期不搬，房租上涨一倍。两年过后，我仍无房可搬，幸亏妻子所在的浦东单位分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简单装潢后，我们就急于搬迁，因大衣柜、五斗橱、立地碗橱和玻璃柜等悉数要搬新家，我向单位借了一辆8吨大卡车。那时，搬场大卡车进入延安东路过江隧道，须持特别通行证，我拿着单位和派出所开具的证明，专门到隧道管理部门办了手续。
记得搬场那天正值盛夏，8位同事早早来家帮忙。过渡房没有电梯，大家将大件家具一件件从5楼搬至楼下，累得气喘吁吁，加上高温季节暑热难挡，当全部家具顺利装车时，众人皆汗流浃背。8吨卡车从长宁仙霞路出发，由西向东通过延东隧道，直奔地处杨浦大桥下的泾东新村。同事们继续拼搏，将笨重的家具从车上卸下，再搬上3楼。一位精力耗尽的同事有些不解地问我：“这些家具又旧又重，搬来搬去太吃力，为啥不换新的？再说旧家具与新房也不配啊!”我窘迫地说：“没办法，经济条件搭不够啊。”他听了，点头表示理解。
第二次搬家是在7年后的1998年，也是盛夏大伏天。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我得了一套普陀真光地区的两室一厅房。那时，我和妻手头已有了一些积蓄，决定乔迁时将旧家具尽可能处理掉，仅带走一台冰箱、一只25英寸彩电和一个玻璃书柜。因家什明显减少，我向单位只借了一辆4吨卡车，请了4位同事相帮，仅用了半天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搬家。
第三次搬家是2014年。我卖掉了原有住房，购置了曹杨路上一套小高层的商品房，精装修后，赶在女儿开学前搬家。这次搬家极为轻松，除了衣被等“软件”打包装满10只纸板箱，所有家具家电全部交由废品回收人员处置。公兴搬场师傅应约上门，发现自己无用武之地时惊讶极了，对我说：“你家搬场就只有这10个纸板箱吗？”我说：“是的。”心里颇有些自豪：因为新家的一应家具家电都是新配的，新家名副其实，“从头到脚”全是新的！
三次搬家，住房面积越搬越大，搬场卡车吨位越来越小，搬运的物件越来越少，这“一大一小一少”中折射的不正是改革开放40年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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